遗嘱的背后

上午9点，北京西城区西郊民巷73号门前，延伸出一条长长的队伍，排队的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在等待着进入中华遗嘱库第一登记处进行遗嘱登记。自今年3月21日，中国首个公益遗嘱库中华遗嘱库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个一向安静的小门小院就热闹起来了。

5月9日晚上7点，记者在北京东北四环外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如约而来的陈凯中华遗嘱库的创办人之一，长裤、衬衫、皮鞋，黑白搭配，透出一名律师的干练。一落座，他对记者为了此次见面横穿半个北京城连声道歉他太忙，只在晚饭时才能抽出点时间接受采访。谈到中华遗嘱库，他马上调动出极大的热情，向记者娓娓道来。“遗嘱库每天只能为40个人办理遗嘱登记，但号已经排到了2014年。其实，再往后排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试点很快会结束，接着会全面展开。”陈凯说。

“股神”离世后

2007年，陈凯律师年仅30岁，已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年发生在他身边的几件事，让正当年的他开始思考人的身后事。

一位“股神”突然离世，由于生前没有对身后财产分配作任何交代，他的6个兄弟姐妹纷纷找上门来，与他的妻子争夺财产。后来，经陈凯律师从中调解，一家人总算没闹上法庭，妥善解决了遗产分配问题，但感情裂痕却难再修复。与此同时，两位正当壮年的客户也找到他，讨论身后财产分配问题。

也就在这一年前后，几大名人遗产纠纷案进入公众视野。香港华懋主席龚如心遗产官司、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遗产官司“遗产纠纷不仅涉及财产最终落到谁手里，更重要的是，这严重影响家庭的和谐，甚至挑战了家庭伦理。”陈凯说。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开始深入研究遗嘱和继承安排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编著成书，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称赞陈凯，“开辟了一个更加全面而宽阔的法律服务空间与法学研究领域”。

但立遗嘱这事落到实践中，陈凯律师却发现并不容易。“在西方，有从事登记和保管遗嘱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但这种形式很难复制到国内。因为国内的律师业和国外差距太大：从法律上讲，立遗嘱这事应当是跟律所建立关系，但是在习惯上，中国人是找一个律师，而不是找律所；而国内律师的情况就很复杂了，首先有公信力的短板，其次跳槽、出国、生病都可能会影响到立遗嘱的人。再说公证处，它虽然有公信力，但没有实现全国联网，以至于无法确认当事人立下的哪份遗嘱是最后一份。对老百姓而言，花费多少也是一个考虑。一般找律师，少则五六千，多则一两万；公证处虽然钱少，但是手续很麻烦。”

新加坡2003年成立的遗嘱登记署给了陈凯启发，“建立中华遗嘱库，可以同时弥补律师和公证处两方面的短处。”说到中华遗嘱库北京试点最终启动，陈凯笑称自己是“贪天功的人”。自2009年，他开始担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法律顾问，就不停地向有关领导提出建立中华遗嘱库的思路，时隔近4年，这个项目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的共同发起和北京市工商联信息化分会的协办下，终于开始运作。

密室摄像头记录一言一行

退休前，梁阿姨是一名高中生物老师，她一直有个心愿将眼角膜捐给有需要的人。4年前，她在医院办理捐献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医生告诉她，得有家属签字才行，但她老伴已去世，唯一的女儿坚决不同意她的选择。

中华遗嘱库解决了她的困境，遗嘱库的律师帮她订了一份有附加义务的遗嘱，明确女儿只有配合医院完成角膜捐献登记，才可以继承她的遗产。

另一位老人杨德志则在遗嘱上写明，他的大儿子杨子龙不能继承他的任何财产，末尾还特意加上4个字：“他太坏了。”

父子俩的恩怨始于杨子龙出生时。杨德志工作忙，妻子又在乡下教书，杨子龙一出生便被交给大姨抚养。2000年大姨去世，他才搬来和父母及弟弟同住。20多岁的杨子龙不但不工作，还动不动就向父母要钱，甚至把家里的家电卖掉换钱，不高兴时还殴打年迈的父母，逼得老两口只好搬家。杨德志一直担心他打房子的主意，不得不把自家北京二环边上一套50多平方米房子的房产证日夜拴在腰上，这一拴就是6年。对这个儿子，杨德志又气又恨，最终选择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作为维护自己尊严的最后手段。

“幸福的家庭和不幸的家庭都需要立遗嘱”，陈凯说。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统计资料显示，从2007年起，该院受理的财产继承纠纷案件每年递增100多例，2011年已达596例，占家庭纠纷的39%，居家庭纠纷案件之首。“大多数人立遗嘱和身后财产分配有关，但有些人也会在遗嘱中写明自己的一些愿望，有人就提到要捐献遗体，也有人在遗嘱中写上对自己后事的安排。立了遗嘱以后，很多人会一下子觉得轻松了，从前可能存在的顾虑、担忧一扫而光。”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将近百岁的老人在子女的陪伴下来立遗嘱，他要把全部财产留给一个身患残疾的孩子，其他的子女也支持他这么做。

“如果子女不认可遗嘱库登记的遗嘱该怎么办？”记者问。陈凯很笃定地答道：“一份遗嘱要经过咨询、订立、保管、传递、执行几个环节才能生效，如果有质疑，按照法律法规，要由司法机关来判定，遗嘱库的免费程序足以让这份遗嘱有很强的证明力。”

为了解决遗嘱真实性这个问题，中华遗嘱库在登记遗嘱的密室安有摄像头，将遗嘱登记者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登记员将登记表上的信息一一念出并获确认后，再录入系统，录完后，登记员要扫描手写遗嘱，登记遗嘱者也要手持遗嘱面向摄像头拍照留证，再在指纹器上留下指纹，最后签字按手印。登记完成，遗嘱正本和登记表则被放入档案袋密封，连同电子版本一同存在银行保险柜中。

从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到陈凯他们的谨慎态度。有些人会手写遗嘱，用的就是普通打印纸或便笺纸，但这样的纸难以符合遗嘱需要长期保存的要求。为此，中华遗嘱库进口了泼酸防腐纸供人们免费使用，在国外这种纸专门用来书写重要文件，不但保存时间长，而且还可以防止虫蛀和避免人体汗液的侵蚀。

一份“幸福留言”

在经手了不少争产案，又参与创建了中华遗嘱库之后，陈凯依然觉得让中国人立遗嘱这件事“很不容易”。“中国人是把遗嘱和死联系在一起的，忌讳谈死，也就忌讳谈遗嘱。相对而言，西方人对这个事情看得就简单得多，遗嘱只是解决死亡后可能产生风险的预案，就像买保险。”但陈凯也乐观地看到，和以前比，中国人的观念已经有所转变，一些人是主动接受了新事物，也有一些是被生活逼得接受了。

“观念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做观念转变的推动者，让人们认识到立遗嘱是一种责任。”陈凯认为，这种责任首先是对家庭的责任，避免家庭纠纷，让你的家人或朋友幸福和睦。“我们遗嘱库有一个推广名叫‘幸福留言’。即便你不在了，遗嘱能让你在乎的人未来生活得更好，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这就是一种责任。”

采访最后，记者犹豫再三，还是问出了那个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你自己立遗嘱了吗？”陈凯笑道：“不瞒你说，2009年左右，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份遗嘱。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心灵的冲击和升华。平时，我一直忙于工作，在家时间很少，那时才发现，我是那么在乎亲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