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款游戏一台主机说起 聊聊游戏与军事的渊源

“我们梦想着超越虚拟世界，超越屏幕，超越像素和当下的数字边界。”

微软工程师亚历克斯·吉普曼（Alex Kipman）的发言，在两三年前还显得如此的举足轻重，因为他发明了 Hololens 头显，一种当时被认为有着无限可能的设备。《卫报》曾将其誉为“电子游戏的未来”，但如今，它却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吉普曼提出的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概念，并未在大众娱乐领域开拓出有利可图的市场，反而被商业机构、科研组织，甚至是目光长远的军方看中。去年 11 月，美国陆军与微软签署了价值 4.8 亿美元的合同，这一计划，旨在购买超过 10 万台头显，以此来提高士兵先于敌人发现，决策和攻击的能力。

公司的高层们自然乐开了花，他们没能料到的是，如无底洞般的研发投入，居然能如此迅速的回收成本。与此同时，参与 Hololens 项目的雇员们又感到无比困惑：为了技术发展、社会福祉而付出的辛劳，居然成为了军队提高致命率的兵器。

数日之前，一批微软员工联名写下公开信，谴责公司与军方签订合同、并将 Hololens 用于战争的行为。作为回应，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宣称，他们不会将“致力于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机构”拒之门外，双方的矛盾看似一触即发。

对于美国人而言，自 9-11 事件之后，战争的代名词已不再是泾渭分明的敌人，或是向前线推进的指令。复杂的数字系统、庞大的监视信息都让官僚机构开始偏向更灵活的技术手段。大众所熟悉的电子游戏，自诞生伊始就与军事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当前的环境下，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显得更为微妙。

一款游戏

若要证明两者之间的古早联系，可以将时间回拨到 1947 年。

与电子游戏关联紧密的第一套设备，是由小托马斯·T·戈德史密斯（Thomas T. Goldsmith Jr）和艾斯托·雷·曼（Estle Ray Mann）开发的「阴极射线管娱乐装置」。他们将阴极射线管和示波器相连，然后装上控制示波器光斑角度和轨迹的旋钮。主要玩法，是用光斑“击中”印在屏幕上的敌人。

不过，戈德史密斯最早可没把心思放在“娱乐装置”上。他的构思源于二战期间的雷达屏，其目的是打造一个类似导弹发射的模拟器。

考虑到「阴极射线管娱乐装置」的驱动方式偏向“纯机械”，是否能够纳入“电子游戏”还充满了争议，这也意味着它并不是今天的主角。但戈德史密斯所引领风潮的却无法被忽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本该投身于战争的军事设备，阴差阳错间转变为“娱乐装置”的事情可不算少见。

如果说苏联于 1957 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军用卫星，间接导致了电子游戏的诞生，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摸不着头脑。由于时值冷战期间，落后一拍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时可是心急如焚。次年，他就主持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研发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新科技，意图追赶老对手的步伐。

高级研究计划局由美国国防部高层直接负责，不仅配给了 240 名工作人员，还管理着 32 亿美元的庞大预算。他们的其中一个策略，就是推进更常态的科技发展，以此来回馈军事研发。随之而来的影响，惠及了互联网、癌症治疗和当代的图形用户界面。而第一款“电子游戏”，其实也得到了五角大楼的慷慨援助。

1961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突然发现，实验室里多了一个两三米高的大铁块，老工程师们将其称作「程序数据处理机1号」（PDP-1），口中念念叨叨的还有“华盛顿的某个扶持项目”。当时还在攻读研究生的史帝芬·罗素（Steve Russell）并不关心那些幕后故事，他一眼就被机器本身的魅力给迷得五体投地。相比那些靠着打孔卡输入，磁带输出的远古电脑，附带键盘和屏幕的 PDP-1 显得格外亮眼。

PDP-1 安装完成的几个月后，麻省理工的开发者们就将目光聚焦于程序上。最先行动起来的，是一个名为“欣厄姆太空战争研究小组”的团体，罗素正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他们脱胎于校园内的学生社团“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前身是二战时期研究雷达系统的实验室。

研究小组着手的程序，主要是罗素的点子。他刚刚读完爱德华·艾默·史密斯的《透镜人》，对其中的情节印象深刻，这成了 PDP-1 游戏《太空战争》（Spacewar!）的基础：“史密斯笔下的英雄们有一种强烈倾向，那就是得在银河系中被坏人追杀，而当他们处于困境中时，必须想方设法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不过，虽然史帝芬·罗素才华横溢，但却不是个当领导的料。因为关键时刻迟迟不能下决策，当时还有个“蛞蝓”（Slug）的讽刺外号。为了拖延进度，他开始用各种理由来搪塞伙伴，其中一个说法是“缺少计算航天器轨迹的三角函数程序”。为了启动游戏开发工作，小组成员阿伦·科托克（Alan Kotok），硬是跑到迪吉多公司（DEC，脱胎于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林肯实验室）要到了程序拷贝。

制作《太空战争》的第一版共计耗费了六周时间，而正式版直到 1962 年春天才发布。游戏支持双人同屏，两名玩家需要利用杠杆和按钮，来操控飞船移动和发射鱼雷。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的设计也显得无比惊艳，游戏画面中央有一颗恒星，太过靠近就会受到重力影响而被吸入炸毁。太空船还附带了“跃迁”能力，启动后飞船便会转移到屏幕的任一位置。

（编注：如果你想体验一下 1962 年的游戏，可以从这里试试。）

将《太空战争》视为电子游戏鼻祖的原因有很多，“传播性”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考虑到一台 PDP-1 当时可以卖到 120000 美元，这款作品显然没法商业化。开发团队干脆采取了共享软件的形式，免费将游戏分发给那些获得军方支持、拥有设备的高校。以至于 PDP-1 的制造商，后来都会提前预装游戏。

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当时在拥有 PDP-1 的学校就读，受到《太空战争》的影响，他对其中潜在的商机充满了兴趣，并于日后创办了雅达利公司。但布什内尔可能一时之间也没察觉，电子游戏的本源，恐怕只是军用雷达、以及导弹发射系统的残片罢了。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瑞典的第一款游戏原型，也是出自瑞典国防部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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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主机

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学院的教授科里·米德（Corey Mead）认为，政府主导战争的强烈需求刺激了社会的技术创新。自 1960 年到 1990 年，军方资助和发明了许多能被用于电子游戏的特定技术。

既然已经谈到了充满铜臭味的商业化，那么不妨再讲讲游戏产业开端的标志：米罗华奥德赛主机（Magnavox Odyssey），它同样与美国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1 年，持有电视工程学士学位的高材生拉尔夫·亨利·贝尔（Ralph H. Baer），进入军事承包商 Loral Corporation 就职，他的主要工作是设计电源线载波信号装置。

贝尔的早年经历很有意思，曾经担任驻扎伦敦的美国情报官员，有过将德军地雷探测器改装成收音机的“光辉事迹”。在军工研发这一块，贝尔与 Loral 其实相当对口，后者为美国海军开发雷达和声纳系统，之后又着手了卫星通信、遥测和空间导航系统等项目。

Loral 同样有面向民用的计划，基于现有的军工通信技术，贝尔被公司派去制作一种电视信号的接收器。他当时的想法，是抛弃从基站接收信号的陈旧观念，让用户能够在本地完成节目放映，或是进行娱乐活动：这恰恰是游戏机概念的雏形。遗憾的是，公司高层对此不感兴趣，他的想法只能暂时搁置。

1956 年，贝尔跳槽到 Sanders Associates 公司，这同样是一家美国国防的承包商，专注于开发战术监视和情报系统，也为政府的太空计划提供支持。直到 1966 年，他偶然发现学术和研究机构中，陆陆续续产出了不少基于大型机的电子游戏，这重新点燃了他打造电视游戏机的热情。

为了让项目能够顺利通过，贝尔决定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他一开始没敢把想法告诉老板，而是给项目套上了「Channel LP」的军事术语名，将其伪装成军事合同。接下来又找到了一个空房间，抓来手下的技术员鲍勃·特伦布莱（Bob Tremblay）为自己工作。

暗地里开发了几个月后，一个名为「电视游戏1号」的原型终于完工。尽管它最初只能在电视屏幕上投射可被移动的垂直线，但贝尔还是大胆的向 Sanders Associates 研发总监赫伯特·坎普曼（Herbert Campman）展示了设备。让人没想到的是，坎普曼再三犹豫下，还是给他批下了 2000 美元人工成本和 500 美元的材料费用，使其成为了一个正式项目。

开发主机的过程并没有大多难点，本质上，他们需要处理的图形只有几个白色小方块和垂直线。米罗华奥德赛的第一个游戏 Demo 问世于 1967 年 5 月，玩法是反复按下按钮，装满或着倒空一桶水。很快，乒乓球、曲棍球，网球等只用点线就能概括的作品也被设计了出来。为了强化代入感，他们还考虑参考桌游的做法，给对应游戏制作卡牌和贴纸，这些日后都得到了实现。

真正让贝尔发愁的，是找不到销售设备的渠道。米罗华奥德赛的设想定价是 20 到 25 美元，但由于后期还加装了光线枪，一部分游戏又得生产独特的电路板，最终上市时其实卖到了 100 美元，这也导致它并不被那些老奸巨猾的商人们看好。媒体公司 TelePrompTer Corporation 本在 1968 年打算与贝尔签约，但也是因为资金周转问题而宣告流产。

直到 1971 年 1 月，他们才和 Magnavox 签订协议。这纸合同，还是 Magnavox 营销副总裁格里·马丁（Gerry Martin）顶着其它高管的质疑得来的。三年后，米罗华奥德赛的销售量约为 12.9 万到 15 万台，虽然算不上大获成功，但至少证明了游戏机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不难发现，无论是《太空战争》，还是米罗华奥德赛，都可以被视为冷战开始后的独特产物。军队和商业项目建立了一种化零为整的合作关系，它们形成了内部互相转换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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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反哺

五角大楼避免了令人遗憾的、昂贵的努力，来创建属于自己的「训练模拟器」，开发商也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支票。冷战结束后，这种共生关系蓬勃发展。

科里·米德在他撰写的《战争游戏》一书中如此说到，他认为最显著的代表，就是募兵形式的改变。

美国陆军中士史蒂夫·康普顿（Steve Compton），还记得很多年前走进征兵站时的情景。房子里的所有人都目露凶光，只有一位征召人员看起来比较友善，这成了他加入军队的契机。入伍七年之后，康普顿站到了征召官的位置，如今的募兵方式，是挖掘任何对军队感兴趣的人，建立以游戏为卖点的体验中心。

费城米尔斯商场中有一处门店，其中包含 80 个可玩游戏的小隔间，附带大型外设的黑鹰直升机模拟器，悍马吉普的战斗模拟器，还有军事指挥部门的 1:1 模型可供参观。这共计耗费了政府 1200 万美元的建设费用，你几乎没法认出它是一个征兵站。

杰瑞德·奥奇上尉（Jared Auchey）解释到，他们不想让人感到“威胁”：“底线是，我们希望访客带着对军队的积极印象离开。如果他们想加入，那太好了。但如果他们不愿意来，也可以当成一次正面的经历。”尽管米尔斯商场的征兵站已于 2010 年关闭，但军方发言人却认为“任务完成了”。在开业的两年内，他们共计接待了四万名访客，招募了 236 位新兵，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效果。

不过，有人认为这种“线下实业”的效率还不算高，自世纪之交的一项危机开始，美国政府更愿意用游戏本身的吸引力，来强化年轻人参军的主动性。

事情得从 1999 年说起，美国陆军的新兵人数降到了三十年来的最低点，未能达到预设指标。情急之下，国防部只能增加超过 22 亿美元的资金，鼓励内部工作人员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以改变陈腐的军队形象。与此同时，国会通过《具有侵略性的创新实验计划》，这一决议也是想在募兵上做点文章。

突然间涌入的大量预算，让凯西·沃丁斯基上校（Casey Wardynski）格外关注。有一天他跑到百思买购物时，发现自己的三个孩子待在游戏区久久不愿离开。沃丁斯基意识到，游戏对美国年轻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有望成为传播军队品牌的一方沃土。紧接着，他就向管理人事的陆军副参谋长提议，制作一款能够带动募兵的作品：《美国陆军》。

事实上，军方当时有将商业游戏改变为“训练模拟器”的习俗。《毁灭战士2》曾在海军陆战队的手下摇身成为《海军陆战队毁灭战士》，雅达利面向消费市场推出的《终极战区》（Battlezone），也在陆军的要求下被修改为《Bradley Trainer》。再加上沃丁斯基那时还是西点军校的经济学教授，高层认为他的设想有一定可行性，于是指派他兼任人力分析室主任，以及“陆军游戏计划”的主管。

最初的研发单位，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 MOVES 中心，美国陆军作为合作方参与项目。但当测试版打造完成时，陆军单方面的将功劳归于自身，导致双方决裂，开发工作最终也被转移到红石兵工厂（Redstone Arsenal）。要知道，自计划启动伊始，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向研发团队拨款数百万美元，截至 2009 年，他们投入的总经费达到 3280 万美元，独占项目能够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

《美国陆军》由虚幻引擎开发，玩法基本遵循“反恐精英模式”，其优势在于背靠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够确保军用设备刻画的真实性。但从射击手感、关卡设计等游戏性的方面来看，有人认为它还欠些火候。由于软件免费对外公开，到了 2006 年时，该作的注册玩家数就已经超过了 700 万。

为了实现招募青年将士的核心目的，官方想到的办法，是在游戏和官网中加入募兵网页“Go Army”的链接。陆军小组委员会宣称，它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有着更高的成功率。据说在游戏官网的访问者中，有 28% 的人跳转到了募兵网页。

除了扩充军队，以及治疗 PTSD 的陈词滥调之外，还有许多游戏哺育战争的方式你想都想不到。英国「挑战者2坦克」（Challenger II）开火装置的设计灵感，源于 PlayStation One 手柄。前海军陆战队员阿米尔·米尔扎·赫马蒂（Amir Mirzai Hekmati）则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宣称，游戏平台 kumaTV 只是 CIA 用来引导民众思想，贬低中东形象的一个幌子。

微软工程师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军事“游戏化”已不再是空想的说辞，而是一项实际可行的策略。冥冥之间，军方为孤立无援的开发者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自 80 年代起，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就开启了围绕游戏机的相关项目。而时至如今，游戏本身似乎又摆出了“反哺”的姿态，来偿还几十年前所受到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