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百年 | 重走包豪斯之路②德绍，并不浪漫的天堂
德绍本身就有工业，尤值一提的是容克飞机厂。一是有经费，市长黑塞四处游说为学校争取了一笔客观的预算。二是有市场，1925年的德绍有5万人口，到1928年便激增到8万，城市规划和住宅建设迫在眉睫。最后德绍还有政治氛围，社民党牢牢把持着议会的多数席位。
当然这里还有沃尔利兹公园——每一个游客都少不了去看看。这座建于18世纪末的英式花园，并不是一座封闭的皇家园林，尽管它的主人曾经是弗里梅克伦堡-什未林的统治者德里希·弗兰兹大公。
这位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德里希·弗兰兹决心把兴建园林作为一种改革社会和启发民智的手段，于是公园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艺术、建筑、园艺与农业的教育基地，对普罗大众免费开放。泛舟沃尔利兹湖上，岸边一字排开宫殿、教堂和犹太会堂，当地人把这一景观称为“宽容之象”，因其寓意着王权与教权的平等，也象征着信仰的自由。
难怪UNESCO在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会如此评价：“这（园林）是对启蒙主义哲学观念的杰出应用，景观设计与艺术、教育和社会目的圆融和谐、浑然一体”。这些景象至今仍然分毫不差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就如百年前展示在格罗皮乌斯的面前。
一个公爵的乌托邦，在气质与精神传承上恰与包豪斯不谋而合，也许这才是格罗皮乌斯拒绝法兰克福、慕尼黑、曼海姆和汉堡等大城市的邀约，而来到德绍所寻找的精神内涵。
他认为要在“物品与历史之间建立起真实的联系”，并且从中形成对待设计的一种全新态度，比如：“坚决接受这个充斥着机器和交通工具的生活环境。”
无论如何，包豪斯在德绍走向了成熟，而其主题词也终于变成了建筑。格罗皮乌斯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包豪斯的理想是，以一种融合时代精神的方式，为住宅的发展做出贡献……它必须要有实际的功能，必须廉价、耐用而且美丽……”
魏玛时代包豪斯的浪漫主义色彩几近洗白，强调实用、功能与社会性的工业美学成为新的主宰，而德绍的包豪斯校舍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物质载体。我面前这座教学楼，线条明确、功能突出、毫不矫饰、充满了工业自信，是二十世纪最重要、也最意义深远的建筑。当时和现在，包豪斯校舍都是现代艺术的圣殿。
它的所有物理形态都浸润在“时代精神”之中，在今天的校舍里，我动手转动墙上近百年前的转轮——恰如当年格罗皮乌斯所为，一系列传动装置就可以同时开启多扇窗户。这里对工业的热忱甚或崇拜，更直接体现在高挂于墙壁正中的暖气片上，在通常的建筑中，那里应该是悬挂古典大师画作的位置，抑或是房屋的历代主人本应向你展示诡异笑容的位置。
从包豪斯校舍出来，无论如何你都要沿着林荫道向北走上一公里，这里有四座近百年前的教师住宅，每一个曾经的房客之名都振聋发聩：康定斯基、克利、费宁格、格罗皮乌斯……
当然，如果我未曾对着路边牌子念出这些大师的名字，你会对这些林间别墅不屑一顾。似乎就是某个开发商在几年前用几张用滥了的图纸，匆匆建起了这些宅子——非常精辟的评价，完美地诠释了：包豪斯的现代建筑，在这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或者换个说法，我们身边已然见惯的所谓现代建筑，就从那时开始起步。
站在康定斯基和克利的双体住宅前，午后的阳光穿过松林在仿若画布的白墙上玩着光影的游戏。我爱极了这房子，正如两位抽象派大师对这房子的喜爱。走进房间，极其康定斯基的内饰直接告诉了你主人的姓名，原色色块、几何结构、通贯三层楼梯间的长方玻璃窗，这也许是康定斯基最大的一件作品。
德绍的日子如天堂般快乐。我背着双肩包拿着相机游走，想要捕捉当年的场景——衣着一贯无懈可击的康定斯基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保罗·克利在各种场合玩票小提琴；而容克公司为了保罗·克利50岁的生日，用飞机从天空撒下鲜花和礼物，堆满了他家周围；包豪斯学校爵士乐队的演出甚至吸引着从柏林远道而来的乐迷，学校的主题派对更是激动人心……百年前，就有众多和我一样的艺术朝圣者纷至沓来。在9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然而1928年初，格罗皮乌斯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辞呈，他在辞呈中不无心酸地写道：“迄今为止，在我所做的工作里，百分之九十的部分都是在努力地捍卫着学校”。他终于想摆脱无休止的政治、预算和理念的斗争，献身于他所热爱的建筑事务了。
同样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瑞士建筑师汉纳斯·迈耶作为继任者，这一选择让学校的境遇急转直下。迈耶反对艺术至上的立场，主张学校参与社会变革的步伐应迈得更大更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包豪斯“名声在外，远远超出了它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实际能力”，他希望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和思想的斗争之中去。格罗皮乌斯的离职让矛盾失控，进而不可收拾。
1930年8月，我最喜爱的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成为了包豪斯的第三任校长。这位亚琛石匠的儿子，格言“少就是多”的创造者与恪守者，受命于危难，却独木难支。1931年，纳粹党控制了德绍议会，于是连包豪斯在建筑设计中坚持使用的平屋顶都成了罪状。1932年，德绍包豪斯被封闭。
好吧，打点行囊，我也该走了，去往下一站——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