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那份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位于美国纽约第五九街的广场饭店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这五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达成了一项协议，利用政府力量干预汇市，引导美元相对世界几大主要货币（日元、马克、英镑、法郎）有序贬值。
美国主导的美元贬值只是手段，真正目的是为了增加本国相对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在那个时期，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因为1973年10月爆发的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危机，进而提高了全球工业化发展成本，最终导致各国为了挽救本国企业不得不寻求利润空间上的突破。
当时，美国对外贸易就已经处于了长期赤字状态。相对的，德国和日本借助战后重建的后发机会，经济迅猛发展，凭借出口优势赶上了发达国家。日本在那个年代是公认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非常有机会超越美国。
在很多人看来，广场协议是美国蓄意谋划打压日本的计划。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依然盛行。实际上，美国那边真正的诉求是保持自己世界领先的地位，至于其他国家发展怎么样是其次的。
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不同时间的行为中看出，在经济发展较为平稳、顺利的情况下，美国不会向其他国家施压。2008年金融危机前甚至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也从没要求什么控制汇率、贸易顺差之类的诉求。只有当本国经济发展迟缓的时候，美国才会施压其他国家，从其他国家搜刮经济红利。
按照美国的战略，从其他国家压榨经济效益有很多选择，而选择老二下手既有利于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又能在树立较少敌人的情况下实现收益最大化。所以，广场协议的目的并非为了搞垮老二，更多的是为了本国能够更好的发展。
美国希望通过广场协议增加美国本土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当时，日本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并且，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是爆发式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正面临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石油危机前，国际油价只有3美元/桶，而石油危机后，油价超过了11美元/桶。由于石油是大宗商品行业的上游原材料，油价上涨会带动全社会通胀。而且，物价与经济增速的背离说明企业生产积极性不高，这种不符合正常经济规律的现象背后，原因是市场不足。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WTO，全球贸易往来全靠双边谈判。而日本享受着对美国不平等贸易的优惠条件，即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关税低于本国进口关税，或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根本不允许进口。
如果在经济景气年代，美国根本不会介意这种事，可到了经济困难期，美国势必要收回特权。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提出，如果对于别国的出口关闭本国市场，就不是自由贸易。里根要求“自由且公平”的贸易。为此，美国开始在贸易方面向日本施压，谋求更多的海外市场。著名的“301条款”即美国《1974年贸易法》就是在那个时代诞生的。总结那个年代美国对日本发起的301调查，大致有这么几次：
1976年，钢铁迂回输出
1977年，皮革进口限制
1978年，烟草进口限制
1982年，非橡胶鞋类进口限制
1985年，半导体市场开放和香烟进口限制
1988年，柑橘类进口限制和机械、建筑、建筑服务市场限制
1989年，卫星和木制品限制
1994年，汽车零部件、配件市场开放
1995年，胶卷、相纸市场开放
其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后，301条款就变成了超级301条款，即1989年开始的301调查所启用的标准是比之前更严厉的标准。
广场协议后，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也从1985年初的1：260变成:1987年的1：150左右的水平。日元升值带动了增加了美国向日本的贸易输出。同时，结合301条款的贸易打压，降低了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增速。
从美国方面角度考虑，美国真正关心的是贸易，汇率只是障眼法。美国也没有刻意追求打压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在美国眼里，只要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其他人死活与他无关。
广场协议后，日本的误判
事后看来，广场协议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日本。但实际上，日本之所以在广场协议后陨落，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误判本国经济形势，错把泡沫当基石，身处险境而不自知，最终被迷之自信坑死。
广场协议前，日本已经遭到美国的贸易打压，但日本本身无力就此进行对抗，因为双方贸易关系原本就不对等。日本对于美国市场依赖度较大，1985年，日本对美出口占所有出口比重的37%，而日本GDP中，贸易的比重接近15%。真要与美国硬碰硬的话，日本根本不是对手。更重要的是，美日贸易关系原本就不平等，这方面日本理亏也没什么好主张的。
签署广场协议时，日本肯定也不情愿，但迫于压力及自身第二大经济体的面子，日本也没有其他选择。而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日本经济的问题是自上而下传递下去的全社会问题。政府调控有偏、企业战略有误、学界研究不透、家庭盲目乐观……
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意识到情况不对了。1985年10月，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组建了专家团要求立即研究对策。1986年4月7日，由日本央行前总裁（央行行长）前川春雄牵头的《前川报告》问世。
根据《前川报告》的建议，“为了实现国际经济的相互合作，推进日本国际化，以及促进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是必要的。同时，要实现和稳定适当的汇率，进一步放开金融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此外，通过国际合作积极为世界做贡献也很重要。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很重要，特别需要大幅度审查储蓄税收优惠政策。”
《前川报告》给出了5方面改革方案：扩大内需、产业转型、加大开放、金融改革、深化合作。
《前川报告》一系列建议的核心是消费、资本。从原本的内外需并举的驱动方式向以内需为主的结构转型。依靠资本输出更多的控制海外企业与资源，把单纯的日美双边贸易顺差变为多渠道对美贸易顺差，绕开美国的制裁。（注：美国要控制日美贸易顺差，但无法控制多国对美贸易顺差，日本利用资本输出控股其他国家企业的方式向没出口产品，这账就不会都记到日本头上。并且，日本也意识到经济发展不能再以来外部市场，需要积极发展本土市场）
《前川报告》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到了问题症结。但是，给出的建议却存在漏洞，也就是这种漏洞催生了国内资产泡沫。《前川报告》的建议中，对于放开金融、资本所带啦的潜在风险认识不足，低估了问题传导效应的可怕。
日本大藏省数据显示，1980年至1985年，日本企业每年平均贷款金额为38.0兆日元，而在1986年至1989年，这一数字高达81.2兆日元。在资金运用方面，金融资产投资由1985年前的7.9兆日元增至1989年的25.9兆日元，土地投资的比率也上升了2倍以上。
受美国贸易打压影响，许多企业无心从事原本的生意。就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盲目的推出宽松政策制造了资本财富效应，企业发现做实业不如做投资赚得钱多，不少企业开始玩起资本运作的游戏，日本经济也正是开始从实体经济为主的市场向虚拟经济转变。
1989年，三菱财团以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曼哈顿地标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同年9月份，索尼以60亿美元收购了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90年，松下以6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日本企业受惠于宽松的金融环境进行莫名其妙的投资。
企业的疯狂带动了资产泡沫以及民间消费崛起，可那时还没人意识到资产泡沫和日本人的过度消费行为。
1989年日本企业交际费用总支出超过4兆日元，近8成流入餐饮酒店行业。1986年日本出境游游客是552万人,1990年激增至1099万,消费总额12.7兆日元, 人均消费115万日元。
1987年，日本杂志《週刊女性》刊登的女孩子最期待男朋友圣诞礼物排行榜上,蒂凡尼的心型钻坠、卡地亚的三连环戒指、东京赤坂王子酒店法国料理高居榜首,成为当时男性送给女友的圣诞礼物套餐。一般情况下一个平安夜的约会成本是40万日元。日本三得利社长佐治敬三曾惊呼：“这可是女大学生身价最高的时代啊！”
这种疯狂的环境中，如果有人给他们浇一盆冷水，说什么“前方是悬崖请，快减速、快跳车、快换道”之类的话，会有人听吗？一车人都沉浸在虚假的繁荣中享受当下。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根本不相信自己活在泡沫中，整天做着“总有一天超越美国”的白日梦，而本应负责眺望职责的学界和舆论也忘记了本该承担的责任。
正所谓物极必反，该来的终究会来。1990年，股市较有前瞻性的崩盘了，紧随而来的是房地产也崩盘了。
无论股市还是楼市，之所以崩盘与广场协议没多大关系。在上世纪，汇率仅仅只能影响贸易，在相对封闭的金融环境中，汇率影响不了整个股市（个别板块会有影响），更不用说根本就不属于贸易范畴的楼市了。股市与楼市的崩盘还是因为日本国内自身问题所致。
很明显，所有资产泡沫都是《前川报告》后发生的，因为距离广场协议时间点较近又不如广场协议影响力大，《前川报告》被人们忽略了。想必前川春雄领衔的智囊团也没想到，自己所制定的计划恰恰引发了之后的悲剧。
日本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为了救市付出了极大代价。自1992年危机全面爆发开始，日本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即便远远超出了收入也没有办法，债务体量更是出现了失控局面。如今的日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债务国，而广场协议时，日本还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
最可怕的是，泡沫时代的拜金、浮躁几乎毁了日本下一代人。经历过泡沫经济的那代人，相比现今巨大的生活落差，很多人变得失落。况且，还看不到改变这种环境的可能，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心理变化产生的社会低欲望现象。其结果是，人口增长停滞、衰退，结果是整个国家面临一个民族性兴衰的大问题。
历史不可能重演，但历史却会惊人的相似，希望本文会成为一面镜子。如果只是镜子的一小片碎片，我也满足了。
（许多文章无法发布，请加微信号：财经上帝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