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骐 一生致力三件事 入海、上天、育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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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骐，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春光机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在光学仪器领域深耕55年，组织研制以“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相机为代表的多种先进光电装备，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提高了我国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
谈履职
人大代表就是要为选民代言
新京报:今年是你第几次出席人代会?
王家骐:我从1993年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空了一届，然后十二届、十三届，一共是五届。
新京报: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这么多次人代会，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家骐:我最深的感触是，人大代表是选民选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反映人民的诉求，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要把人民诉求中需要由国家层面考虑的问题提出来。
新京报:去年人代会你提了哪些建议?
王家骐:去年我提了一个有关国企改制后医务人员工资待遇的议案，国务院国资委很重视，为此还去吉林省调研。不少人感谢我，我说不用感谢我，人大代表就是要为选民代言。
谈工作
我国航天相机研究已进入高分辨率领域
新京报:你大学学习的专业并不是光学，后来是怎么开始从事光学仪器方面研究的?
王家骐:其实我是“铁匠”出身，哈工大九系，也就是加工系锻造工艺和设备专业毕业生，锻造就是铁匠，把铁烧红了，轧钢、磨钻。1963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长春光机所工作，后来读研，1968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一直到现在。
那个年代国防任务多，搞光学精密仪器的人少，他们看我这个小伙行，就组织了一个团队研究光学仪器，让我当组长。我没学过光学，那就得一边干一边学，好在改行还比较顺利。1968年12月我接到了第一个任务，1972年我们研制了两套设备，提供给用户使用。
新京报:你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王家骐: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洲际导弹的瞄准仪，1972年，我就交了两套，试验效果很好，改进以后批量生产。
新京报:你一生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入海”?
王家骐:这其实是媒体总结的，说我一生做了三件事，“入海、上天、育新人”。第一件事“入海”发生在1969年，我接到另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制我们国家潜艇的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那时候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资料，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一点点摸索。我们从1969年开始研制，经过13年，到1982年在渤海湾第一次进行海上试验实战考核，很成功。
新京报:海上试验实战考核时，你负责哪项工作，当时心情如何?
王家骐:我当时就在潜艇上，岗位紧挨着导弹发射桶。心情不好说了，害怕也没用，风险一定有，但是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组织和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核潜艇没出过意外状况。
平常我都穿工作服，不过那天我穿了一套料子中山服，那时候工资水平不高，这套中山服花了100多块钱，我攒了好几个月。我当时就想，万一出事了，我就沉海底去了，让中国人自己打捞起来无所谓，要是外国人打捞起来，怎么也要穿得好一点，让他们看看中国科研人员的样子。
新京报:研发航天相机就是你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上天”?
王家骐:是的，“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相机发射成功、拿到图像，标志着我国航天相机产业获得突破性进展和跨越性提高。因为我们过去拍到的图像都是分辨率很低的，“神五”“神六”相机拍很清楚，用户看到了直流眼泪，感叹我们国家干了多少年，才看到自己拍的这么清楚的图像。
新京报:我国航天相机研发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王家骐:我国航天相机已进入高分辨率的领域。原来我们还是跟跑;到“神五”“神六”时期，我们是并跑;发展到现在，我们研制了一大批这方面的遥感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还是并跑，跟美国并跑，当然我们正研制能在某些方面领跑的产品。
有人形容，航天相机就是专为地球打造的“自拍神器”，借助光学遥感卫星，给地球来一张自拍照。照片想要拍得好，遥感器必须做得好，就是物空间和象空间映射过来，能够不失真，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相机制造出来，光学系统的制导要好，光学系统还要有热稳定性和力学稳定性，因为发射过程中力学的条件很苛刻，这其中热稳定性、温控的误差差一度都不行。还有相机补偿、实时补偿问题，因为飞船在天上飞，地球在不停地转，图像在相机上动得非常快，每秒100多毫米。这就像一个运动员，如果速度太快你是拍不清楚的。那么相机补偿怎样才能做得好?首先就要求算得好、算得准，要有数学模型，“神五”“神六”相机的数学模型就是我研究出来的。
新京报:你一生的第三件大事是“育新人”，你具体怎么培养年轻人?
王家骐:2005年以后，我不再担任课题组长，让年轻人当，我现在给我的学生打工。我常常告诉学生，课题刚开始时，查文献是必要的，参考前人经验可以少走弯路。而一旦进入中长期研究，就该有自己的思路，要不断进行新探索，逼迫出自主创新的决心和意志。在科研这条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脚踏实地。
谈生活
不用智能手机 会用电脑推导数学模型
新京报:你曾获得多个奖项，其中哪一个奖项是你最珍惜的?
王家骐:1988年-1989年，我开始研究航天相机。因为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多奖项，三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获得过其他一些奖励，我一时间也说不上来了。我认为，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分。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使用的还是老款手机，怎么不用智能手机?
王家骐:我对手机的需要很简单，能打电话发短信，别人能联系上我就行，这部手机1995年开始用，没有换过电话号码。
我没有时间去用智能手机，有那个时间做点研究工作多好。再说天天盯着手机看，我担心把眼睛看花了。
我今年79岁了，眼睛还不花，眼睛得省点用。虽然不用智能手机，但我会用电脑，比如文档、PPT、数学模型的编程推导，这些我都能用电脑做。我从来没有助手，自己从事的工作一般人干不了，能干的人，跟在我这样一个老头子身边，我担心耽误了人家，所以一切还是自己来。
1988年-1989年，我开始研究航天相机。因为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多奖项，三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获得过其他一些奖励，我一时间也说不上来了。
我认为，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分。 --王家骐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