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外卖佣金上涨后，商家是忍还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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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图/网络
原文首发于458期《法治周末》5版
原题：外卖佣金上涨带来的躁动与不安
春节前后，伴随着餐饮业消费热度的节节升高，两大外卖巨头美团和饿了么，再次上调对商家的佣金抽成，引起了整个餐饮市场的躁动和商家的不满。这也让一些商家举步维艰，甚至“关门大吉”。在江西省南昌市，阳子(化名)最终决定在大年二十九关掉苦心经营了4年的家常菜小馆。说起他餐饮业的历程，他表示，堂食已经让他精疲力竭，外卖也已无利可图。
法治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城市都存在像阳子这样的外卖商家。而阳子隔壁经营炒粉店的老板，去年起就终止了与外卖平台的合作，通过熟人转介绍的方式，自力更生。
外卖平台集体上涨佣金
阳子经营的家常菜小馆，深藏在一处偏避的居民楼小巷内。年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边说边打包着店里的最后一份行李。“生意干不下去了，提前回家过年，先把这个年好好过了吧，年后再寻觅有没有别的出路。”店里的桌椅散乱地堆砌在一旁，一副已经停业许久的景象。门口张贴着的外卖平台宣传海报，也已经破损不堪，即将脱落。
春节过后，读技校的他毅然决定重返校园，继续进修学业。毕业后，老老实实做城市里的上班族。“经营小本生意不易，我算是尝到苦果了，再也不想过这种没日没夜操心的日子了。”
阳子说，他关店的主要原因与饿了么和美团外卖此次上涨佣金有关。
他称，此前美团外卖设定的增值服务费率为15%、饿了么为17%，在今年续签时，两家的增值服务费率都上涨至21%和20%。他念叨说：“我的店客单价10元至20元左右本身就低，抽成后再刨去食材、人工、房屋租金等费用，到头来就是白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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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他头疼的是，平台额外规定收取商家每单的最低增值费保底也由3元，涨到了3.5元。这意味着，每卖一单都需要先扣除3.5元给到平台，再除去食材成本，最后到手的利润屈指可数。甚至有单价不足3.5元的饮料，还要倒贴钱给到平台。
回忆刚开业的景象，阳子颇为感慨。2015年7月，小店成立初期，店内的生意十分火爆。由于受人流量的限制，一年后，营业额大幅度减少，店的账目上也严重缩水。此后，美团外卖和饿了么，纷纷进入当地市场，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在他签约两平台后，店内的生意很快又恢复到曾经的兴旺。
“当时平台给我们在满减活动上的补贴力度很大，一个30元减10元的活动，平台补贴5元，我们就可以做到30元减15元。随着范围的扩大，订餐人数的增多，生意便越来越好。”外卖平台给阳子带来了人流量的增加，可谁知逐渐高涨的佣金，让他再次陷入窘境。
对于此次佣金上涨的现象，有观点认为这是平台为了寻求盈利的正常市场行为；有观点则认为，平台这种行为损害了商户和消费者的权益。
处在舆论风口上的饿了么和美团外卖，并没有公开作出回应。据美团内部员工称，佣金上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公司运营成本以及人工费用增加，至于有商家退出平台，一方面是由于店铺转让以及合同到期，另外就是一些商家本身竞争力不强，退出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对于刚上市的美团，面临着资本变现的压力。资本需要回报，提高佣金对于平台来说是一个基本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的费用，最终还是会转嫁给消费者。
艾媒咨询集团创始人CEO张毅认为，目前整个生活服务行业(包括外卖平台)，能实现规模化盈利的几乎没有。因此，外卖平台必须提升获利能力。但外卖本身的客单价就低，如果外卖平台再通过直接提升(再提升)抽佣比例的方式，难免会出现恶性循环。
“这种做法会导致商家出现两种极端结果，一种是对于本来外卖可有可无的商家来说，他们很可能就不做了；另一种是，以供应外卖为主的商家，很容易在成本增加后，数据乱造和偷工减料的现象更加明显。基础的品质(食物安全卫生、口味、餐盒用量等)受到影响，最终给消费者带来非常不好的用户体验。”张毅称。
涨价是否决定餐饮商家的生死？
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团外卖城市经理认为，外卖平台只是供给商家盈利的渠道之一，对商家经营的餐饮店生死存亡，起不到决定性作用。饿了么前员工肖子航(化名)表示赞同：“实体餐饮店主要的成本，来自门店的房租和固定的人员开销。门店产生的房租成本，是商家必须承担的。外卖只是餐饮店成本的一个盈利增长点，不是根本。它的根本应该以堂食为主，外卖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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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则不赞同上述说法，他认为餐饮店和外卖平台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否则会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线下商家专注经营堂食，完全忽略外卖平台；另一种是，以外卖为生，堂食几乎成“摆设”。
北京市一家连锁饺子店老板叶子(化名)，对外卖平台佣金上涨，反应表现平淡，因为她的店主要以堂食为主。她称尽管美团外卖佣金从去年15%，提到了今年19%，在利润上没受影响。因为，店里单日的营业额1万多元，外卖的营业额只占400元至500元。
然而，对于以外卖为主的冬子(化名)而言，平台佣金上涨关乎店的生死。他坦承为了节约成本，已经退租了半爿店面，辞退了一半员工，开始做起小作坊。无独有偶，周围很多同行也如此，他透露：“商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有的商家提高产品单价、降低商品质量、减少菜品份量。尽管这样做对消费者不公平，但也是被逼无奈。”
业内人士指出，倘若商家过于依赖外卖平台，不去提高自身的经营能力，最终外卖平台提高佣金，会变成压死商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媒体报道，在北京曾有25家门店，堪称外卖“祖师爷”的一品三笑快餐，在近日只剩下三四家门店。自2015年起，一品三笑入驻饿了么后，整体业务翻倍增长，随后紧接着入驻美团外卖。在平台疯狂的补贴下，彼时的一品三笑日(外卖)日均营业额，最高达到了3万元。然而，当红利期过后，平台补贴渐微，并收取不菲的扣点后，企业危机频现，最终关门大吉。
在受访专家看来，外卖行业已经从“红利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行业的“红利阶段”已是过去式。
尽管如此，张毅提出生活服务平台正催生另一个机会——高品质新消费。“我国城市人群，总体对消费的价格敏感度越来越低，反而对品质的要求越高，因此平台提升收益是有很大机会的。他建议未来外卖平台可以通过增加附加值(配餐等)，做到顶级生活品质，而不仅是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
今年年初，饿了么大力推广“暖冬计划”，一是为了控制商家端的费率；二是加大营销力度，帮助100万线下商户新上线。在饿了么实施“暖冬计划”的同时，美团外卖也推出了强有力的新策。
美团高级副总裁兼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在2019美团外卖产业大会表态，美团将投入110亿元扶持商户，资金主要用于行业大营销计划、全面数字化升级、深入供应链服务和先锋商户奖励政策4个方面。
“二选一”签订独家涉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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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调查发现，饿了么和美团外卖在上涨佣金的过程中，还“强制”要求商家签订独家协议，让商家在两家外卖平台中“二选一”。据多个商家反映，和两家平台签非独家协议要比签独家协议的佣金高出约3%。
一位来自江西省贵溪市面馆老板罗翔(化名)抱怨，自2017年起，饿了么“强制”要求他签订独家协议，不允许上架美团外卖，否则一旦被发现，店铺将被“强行”下线。去年下半年，罗翔联合30家面临相同问题的商家，把饿了么投诉至贵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其相关负责人回应，此案已受理，详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和罗翔同样苦恼的还有辽宁盘锦一家奶茶店老板陈烨(化名)。去年12月，他接到来自美团外卖城市经理的电话，被告知必须签订其独家协议，否则将会导致消费者搜索不到店铺、降低店铺排名和所有活动全部冻结的后果。
“原以为两家外卖平台的进入，给我们带来赚钱的机会，谁会想到平台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使我们苦不堪言。”陈烨无奈地说，如今美团外卖基本“垄断”了当地餐饮市场。对此，法治周末记者致电当地多家商户核实，经商家反馈，确实有美团外卖城市经理会挨家挨户“要求”商家下架饿了么的情况。
事实上，关于两家外卖平台“恶意竞争”的现象，早已存在。对于两家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签订独家协议的行为，朱巍认为，这一行为首先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规定要求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其次，还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因其技术优势、用户数量、对相关行业的控制能力以及其他经营者对该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等因素，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刘俊海则认为，外卖市场目前呈现出美团与饿了么双寡头的局面，两家平台的行为涉嫌垄断。“反垄断法既适用于传统市场领域，也适用于互联网市场，未来应把互联网企业反垄断纳入议程。倘若不法垄断行为的确存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根据反垄断法予以行政处罚。违法企业不仅要对国家承担行政处罚，还要对因此而受损的竞争者与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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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薛洪涛 吴昊 王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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