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东南飞”到“闷声聚人气” ，从杭州成都看城市人口流动
近年来，京沪两个一线城市治理“大城市病”，收紧落户政策，使得新一线城市迎来“弯道超车”机遇。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果说产业是骨架，那么人口就是血液。产业可以拉动人口，人口流动便会缔造城市繁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曾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这些发展成就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都密不可分。
人口的重要性自不必赘言，从马尔萨斯《人口论》等古典理论，到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等现代著述，都阐述过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毫无疑问，人口流动不是社会学界的布朗运动——分子做无规则随机运动，而是有规律有特征地运动。那么，我国目前的人口流动，尤其是以城市为单位的人口迁徙又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呢？
首先是北京和上海这类一线城市，虽然流入人口逐年减少，但因为自身禀赋势能极高，能提供足够充分的就业机会和相对高的薪酬待遇，仍能吸引大量人口涌入。其次是西安、长沙、重庆、青岛、厦门这些二线城市，他们自2017年相继发酵出台不少可观的人才落户政策，由此开端的“抢人大战”数度引发城市间看不见的硝烟。
如果绕过上述两种司空见惯的人口流动现象，回望神州大地，依然有几种或水到渠成自发吸引、或默默无闻积攒人气的城市样本——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耕耘自己的产业，在所在区域站稳脚跟，不断提升人口吸引力，带动周边人口持续涌入，成为中国城市界少有的潜力黑马。
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以杭州和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便成了热门话题。杭州一度上升至“挤出广州”的一线位置，昔日杭州是上海的后花园，而今有人调侃上海都沦为了“环杭州城市”。且不论言论着不着调，单看这种噱头足以证明杭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猎聘发布的《2018年杭州中高端人才及杭漂大数据报告》显示，在2016年四季度到2018年一季度，全国15个重点城市的人才净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人才净流入率排名第一，为13.60％，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比排名第二的长沙高3.36%，比排名第五的深圳高3.98%，比排名第11、第12的上海和北京分别高6.73%和7.95%。
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口流动最先反映在吸引高端人才的能力上。受益于城市发展加快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新一线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持续增长。2018年上半年，选择在杭州就业的应届海归人才占比增幅为0.66%，增速位居全国首位，成都、南京紧随其后。同时，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有30%从二三线城市离职的海归，下一份工作会选择距离较近的新一线城市，而不再扎堆于一线城市。
那么这一转变又来自何处呢？宜居宜商环境、经济高速发展和第三产业比重大等都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民营企业群体的支撑下，杭州和成都这两座城市经济活力无限，机会众多。依托阿里巴巴和网易，杭州完成互联网发展风口中的突围。而成都连续三年蝉联新一线城市榜首，在商业聚集度、城市枢纽性、人口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方面均排名第一。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宜居环境，许多人甘愿从“北漂”“沪漂”转变为“杭漂”和“蓉漂”。
截至2017年，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已连续举办9届，共累计邀请4000多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逾200个海外留学社团代表参会。
“城市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才会有适合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创新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姚永玲认为，“城市发展主要看每个城市能不能找到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的城市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但现在的城市同构性和雷同性都比较高，很多城市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独特的发展方式。”
南昌大学建筑学院大二学生崔泽溪说：“杭州和成都这两个城市给我的感觉都是有发展前景的，生活环境也非常好。但如果一定要在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之间选择，我觉得前者更重要。因为我还年轻，想要去奋斗。”崔泽溪的同学姚嘉表示会留在杭州或苏州，“我是从气候和职业发展来考虑的，江浙一带外企比较多，工作机会也比较多，生活也很方便”。
人口超省会的地级市：闷声聚人气
除了炙手可热的新一线城市，还有一类城市就比较低调了，典型代表是安徽阜阳、江苏徐州、山东临沂，还有福建泉州。这类城市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人口规模超过省会，人口增长甚至有赶超省会城市的势头，且在省内有着重要地位。例如福建泉州，不仅人口规模全省第一，经济总量也一直位居全省首位。这类城市的人口竞争力也不容忽视。
2017年，作为销售冠军的地产行业标杆碧桂园，似乎已发掘到这类城市的潜力，提前进行了布局，其在阜阳新增的土地储备量在所有布局城市中位居第二，仅次于郑州。而徐州的人口规模和他的历史地位也相对匹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徐州自古就是交通要塞，素有“五省通衢”之称，陇海、京沪两大铁路干线在此交会。交通通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大量人口的涌入，二者互为促进。
徐州自古就是交通要塞，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图为徐州高铁站附近的绚烂秋景。
接下来再看临沂。临沂所在的山东，是当之无愧的人口大省，省内有5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省会，均达到800万人以上，临沂更是突破千万，这在全国看来也是绝无仅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山东土地面积广阔，临沂是山东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另一方面，当地居民生育意愿高，尤其自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山东成为全国“最敢生”的省份。
综上可见，这些闷声聚人气、人口首位度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说明省内要素流动较为自由，除了省会城市更多出于行政力量吸引人口要素外，也另有省内城市能够提供与省会城市相当的发展环境，吸引人口流入。
这从《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也能看出端倪。报告显示，近年来，跨省流动人口比例开始缓慢下降，省内跨市流动的比例则缓慢上升，市内跨县流动则变动较小。也就是说，中国人好像越来越不喜欢跨省流动，更愿意省内流动了，但万流归海，省内流动的去向只有那么几个，除了省会城市，就是这些看起来虽然普通但经济发展较好的地级市。
核心城市周边卫星城：大树底下好乘凉
这类城市依附在核心城市周边，先天的区位优势就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广东东莞和河北廊坊。这两个城市恰好分别夹在广深和京津之间，在地理空间、文化习俗和身份认同上极为接近，随着城市间人才交流日趋频繁，这类城市也能受到核心城市的辐射。
在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吸引力排行中，深圳、广州、东莞位列前三，这三个城市流入人口占珠三角所有城市流入人口的60%以上。其中，东莞就吸引了17.2%的城市流入人口，占比只比前两位稍微少一点。由于广深地价高、人力贵、落户难、限购严，这就给周边三四线城市如东莞和佛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最近的产业转移中，深圳便将华为部分工厂迁移至了东莞。
东莞和深圳一样，是一座移民城市。2017年，这里常住人口已达834万人，户籍人口211万人，非户籍人口623万人，这就意味着东莞常住人口中有75%都是外来人口。大数据显示，最近两年春节，全国空城率最高的十大城市中东莞位居前列，有超过半数的人返乡离开，东莞当之无愧地成为春节期间“空城”之一。
能成为春节“空城”，说明东莞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而这与东莞的经济增长是分不开的。东莞经济虽然不及广州和深圳，但是相对全国其他城市却名列前茅，且常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数据表现亮眼的背后是东莞产业转型的成功。华为终端、维沃、欧珀、金立等大型移动通信企业的崛起，使东莞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之一。2017年东莞智能手机出货量达2.6亿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超过六分之一。
华为终端总部从深圳搬迁至东莞，不仅为自身发展提前布局，也为东莞带来一条衍生生态链，推动当地研发产业升级换代。图为东莞松山湖华为小镇。
除了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吸引流动人口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东莞的区位和环境优势明显。广深两大城市勾勒出人口约5700万的珠三角城市群，东莞因与广深地理位置相近，饮食习惯、城市文化类似，在产业、人才甚至房价等方面，都能享受到广深的外溢效应。
核心城市必须有外溢效应，周边的卫星城才能成为承接地。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的辐射能力相对较弱，以前北京就有“灯下黑效应”，华北所有的资源都往北京集聚，但现在北京受制于自然资源等因素，资源必然向周边城市溢出。例如，河北廊坊和雄安便承接了大量资源。政策资源的倾斜、便利的通勤工具以及明显低于京津的生活成本，使得廊坊成为人口流入黑马城市。
尽管最近几年来，东莞和廊坊一直被媒体唱空，但从地方制造业数据来看，这两座城市倒是制造了不少惊喜——已从传统的代加工模式，转向智能制造产业。产业会拉动经济发展，也会导入外来人口，如果能抓住广深和京津产业转移的机遇，东莞和廊坊势必能从核心城市周边脱颖而出，吸引人口流入，摆脱经济乏力的固有印象。
文章选自《凤凰品城市》2019年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