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我国数十年的“假性近视”一说，实则无从考据、属于谬误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知名视光学专家周行涛教授明确澄清：在我国流传半个多世纪的“假性近视”说法，其实是一种谬误。无论国际疾病分类及手术操作编码，还是我国疾病分类与代码标准，均没有“假性近视”一说。医学科学定义，近视就是近视，与其他疾病诊断一样，也从不强调“真性假性”。

“假性近视”一说是如何流传开来的

在我国“假性近视”说法受众相当广泛，不仅大众接受，一部分临床医生也曾在此基础上开展所谓的研究。那么，“假性近视”的说法到底是如何流传开来的？

周行涛解释，“假性近视”是前苏联学者提出，并于上世纪60年代在亚洲传播开来的说法，日本学者最早受其影响。例如，1961年奥田在日本临床眼科杂志发表《硫酸软骨素M治疗假性近视》，1964年高野发表《假性近视的治疗》，同年大冈发表《苯肾上腺素治疗可疑假性近视病例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证明，以上论文所涉及的内容经不起推敲，治疗方法也早已被证明无效。根据历史研究显示，日本曾有过近视率下降的阶段，1937年近视率由32%下降至1944年的17%，战后60年代所提及的所谓治疗“假性近视”并未对控制近视率有所帮助。

我国上世纪60-70年代也曾有学者对“假性近视”进行研究，但样本量微乎其微（仅13例），欠缺相关科学性。经过一段时间沉寂，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假性近视”报告数量增加，及至上世纪80年代，层出不穷的报告指向“假性近视”，同时治疗上包括6542、地巴吐、丹参、新斯的明、维生素K3、麦得林、后马托品、烟酸、新福林、异可利定、樟柳碱等号称具有特效的眼药水，和其他“神器”陆续出现，迷惑了不少近视患儿及家庭。

在专家看来，“假性近视”一说能深入人心，与贴合百姓心理也不无关系。周行涛直言，从假到真、从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过渡有心理缓冲，对许多家长可以说是一种安慰。此外，早前近视眼在婚恋、求职、升学乃至特殊岗位等受到制约甚至歧视，这也为伪科学的滋生酝酿了土壤。

衡量近视防控的金标准到底是什么

纵观全球，近视研究领域学者众多，但针对pseudomyopia（国内译为“假性近视”）的研究几乎没有一席之地。周行涛说，其实pseudomyopia是一种现象，即眼调节现象，在正视眼、远视眼、近视眼中都存在，如果科学翻译应称之为“调节性近视”，而非误导观念的“假性近视”。

专家强调，近视是人类视觉器官的光学变化，部分高度近视有眼底等病理变化，近视确实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关于近视的诊疗变迁，折射医学的曲折，也有国家和时代的烙印。数据显示，至2050年全球近视将增至47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近一半，预计到2020年我国近视总人口将达7亿人，近视已呈现低龄化、重度化、发展快、程度深的趋势。

面对青少年儿童近视高发的困境，遵循科学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该改变。周行涛尤其强调，一些孩子习惯性眯眼，父母以为是“假性近视”，其实眯眼是儿童近视和散光的早期表现，一旦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最基础的第一步是进行扩瞳验光，只有“扩瞳验光+眼轴长度检测”，方可衡量近视防控是否有效。

专家最后提及，青少年儿童预防近视，还需牢记三条： 1、生活方式干预：多一些户外，每周7小时以上自然光环境下活动。2、光学干预：确有近视的儿童，在规范验光后科学配镜；也可试OK镜。3、药物干预：近视增加过快者，可试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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