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量词“京”火了，蔡徐坤们更需要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

文|韦航

最近，一个量词火了——“京”。

有网友以吴京微博转发量为参考，以2000转发量称之为“一京”。

按这个算法，张国立、沈腾等人的微博转发量少则300-500，多则5000-8000之间。

全网比较权威的媒体央视、人民日报也保持在这个范围内，维持在0.2京-4京之间。

相较于此，流量明星们一张简简单单的自拍、广告，甚至是表情包的数据却远超于此，轻轻松松达到500京。

流量造假的情况异常泛滥，吴亦凡、鹿晗、杨洋们最近就被央视等媒体点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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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流量明星口碑不好，通常是因为才不配位。

他们往往在才能一般时，却拥有着超出常人之外的关注度，而能力与位置匹配是大众观念里的政治正确。

这种现象产生的核心点可能在于两个关键。

第一，流量偶像所拥有的颜值和性格特征，的确就可以满足浅层次娱乐需求。

反而作品，演技更像个动态变量，无法稳定提供。

刘德华在1998年，37岁的年纪还经常被娱乐新闻嘲讽炒作，没演技。

他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才摘掉“流量偶像”的帽子，成为能力与名气匹配的存在。

第二，资本的投资特点，往往会追求企业年轻，追求行业增长空间。

而流量明星的年轻，和增长前景，决定了资本一定会更青睐他们这个群体。

既有市场需求，又有资本青睐，这就决定了流量明星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

流量明星更像角逐“天王巨星”的大逃杀选手。参加这场比赛，拥有流量是个前提。

而获胜的选手，能成为娱乐业最耀眼的存在，同样也成为一段时间内最有商业价值的存在。

但不少流量明星过分高估了粉丝的力量，低估了公众的舆论态度。

流量明星的粉丝数量再庞大，都不可能单独支撑起一部投资巨大的影视剧。

公众才是全民热度的制造者，才是高收视率、高票房的主力军。

一旦流量明星遭到公众的厌弃，代价很快就到来。

这种迹象在2016年就出现了。

郭敬明的《爵迹》，集结了市面上大部分流量明星，范冰冰、吴亦凡、陈学冬、陈伟霆、王源，最终票房平平。

2017年，坍塌来得更多更快，鹿晗的电视剧《择天记》、李易峰的《心理罪》、杨洋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无一达到预期。

到了2018年，流量明星迎来最终转折点。

他们已经不再是“灵药”，而是彻彻底底的“收视毒药、票房毒药”，公众只要看到他们的名字，就想绕着走。

即便此时不少流量明星努力转型，公众的信任却已被透支，他们连机会都不愿意给了。

02

流量明星现象不只存在于中国，韩国、日本、泰国由来已久，甚至idol文化也是在这些国家诞生和发展出来的。

日本不少一线明星也是以流量为生的，这其中又以偶像行业为代表。

以AKB48为例，这个团体曾经一度为国民度很高的一线团体，基本上就是一个以流量为生的团队。

其成功的商业模式也一直为人所乐道，甚至还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为之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格子裙经济学。

在巅峰期，杂志封面被该团成员霸占，几乎每本时尚杂志或者八卦杂志都有她们的消息，也经常霸占网站头条的位置，电视节目上也总是有团员参加。

团体之所以能一直红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的后台之一，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广告公司，这样她们就可以握有强大的媒体资源刷新闻。

这个套路是不是和国内的流量明星很像？

另一方面，AKB48在初创时期利用“故事”与“符号”来吸引到核心粉丝群。

在实践中慢慢琢磨粉丝的喜好，通过创造“努力的邻家女孩”，或者“灰姑娘”这样的“小故事”。

加上符号化的服装和发型设计，从而把自己打造成为粉丝们“量身订做”的心智消费品。

事实证明，人设和故事是能够售卖的。

在唱片业凋零的时代，AKB48的7张唱片发行首日销量突破百万，总销量超过3000万张，创造互联网时代下唱片行业销售奇迹。

但AKB48并不是完美的，流量明星出身的他们，陷入过假唱和实力质疑中。

随着人气在下滑，背后的公司又开始将选举成员作为掠夺粉丝钱财的工具，让不少老粉心寒。

而在欧美娱乐圈，流量明星并不是主流。

红遍全球的泰勒斯威夫特，从一开始的乡村曲风，逐渐转为流行音乐，明星与粉丝共生共存，一起成长才是持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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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共青团中央首先曝光的还是蔡徐坤同志和杨超越。

蔡徐坤和杨超越两人被新浪微博限流至10月底，热搜很难上。

在2019年1月5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博，批评明星流量数据节节攀升，数据造假，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嫌疑。

这次微博并没有点名任何明星，可以说是针对整体娱乐圈而言，特别是流量圈。

到了2月24日，紫光阁和政法委同时下场，或许代表了主流文化圈的一种态度。

流量被限流或打压，流量明星亟待转型，这时他们更需要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