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从中国购买战略中程地对地导弹始末——苏尔坦亲王回忆录节选

1988年3月，全世界都得知沙特阿拉伯王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买到了战略中程地对地导弹。我认为《华盛顿邮报》最先得到了这条消息，紧接着其他一些主要报纸和专业杂志，像《国际飞行》和《简氏防务周刊》也马上获悉。对它的强烈抗议声曼宣称，购买这批导弹“不符合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利益”，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克莱本．佩尔(罗得岛州民主党人)则声称，这些导弹是对以色列的威胁。其实，同前几次我们购买F1 5战斗机和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时面临的宣传运动差不多，这次，以色列的美国朋友们又谴责我们获取攻击性武器，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均势。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一位助手约西．本．阿哈朗甚至威胁说，以色列可能会对我们的导弹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显然，以色列用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阿拉伯世界就是合法的，而我们获得任何种类的威慑或报复能力则是完全不合法的。

随后发生的外交争吵使美国驻沙特的大使被召回国，他就我们向中国购买导弹一事唠唠叨叨、纠缠不休地提抗议，激怒了法赫德国王。

尽管中国导弹在当时吸引了传播媒介的大量关注，可是事情的前后经过从来没有完整地讲述过。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读者会理解我对此事只能当作轶事简短地描述一下。

我必须首先承认，购买导弹的念头不是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来自我们的军事指挥官们，而是出自法赫德国王本人。是他作出决定，我们需要一种威力大得足以威慑任何潜在的敌人、使之不敢进攻我们的武器。尽管我们当时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国王还是派遣我的兄弟、沙特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尔前往北京，向中国当局带去信息．他们愿意把“东风”导弹卖给我们吗?后来中国人又通过班达尔表示他们原则上同意做这笔买卖。班达尔干得很出色，为我日后将执行的任务创造了条件。

战略导弹的获得反映了沙特阿拉伯国防战略的转折，而且必须把它放在导弹系统扩散这个近年来成为本地区特点的环境中去认识。除了加强沙特阿拉伯的国防之外，沙特战略导弹部队的建立还反映了沙特王国在中东，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以及在世界舞台上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初步接触之后，中国派遣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中将来到沙特阿拉伯详细讨论这个项目。为了避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注意，我们安排他和他的代表团飞往我们的一个空军基地，并在晚上和我们的人会谈。我没有参加初期的工作，但是经过初步讨论之后，苏尔坦亲王打电话给我说，法赫德国王已经同意让我负责会谈事宜．这样，就成立了一个由中国将军和我联合担任主席的谈判委员会。经过一周(从1986年12月16日到23日)的紧张谈判一一有时要持续到凌晨4点钟一一我们草拟出一份关于这个项目的提纲。

我认为苏尔坦亲王把我推荐给国王担当此任是因为我曾有过与外国政府和公司进行武器合同谈判的经历，因为作为防空军司令，我的技术与职业背景符合要求最后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导弹是我的特长。无论如何，在苏尔坦亲王以及高级军官委员会的建议下，国王已经决定由我来指挥预定成立的战略导弹部队，所以我认为我显然是负责谈判，随后执行该项目的合适人选。

国王指示，我们应该尽快购买在中国通常被叫作DF—XX，而在西方通常被称为Css—XX的导弹。而且采购行动应当保密．我的任务是洽谈这笔交易，设计出一个合适的欺骗方案，挑选一组沙特军官与士兵并且安排他们在沙特与中国接受培训，在王国的不同地区建立并保卫作战基地和贮藏库，安排这些导弹从中国运输过来，以及在每个阶段作好保护此项工程不受破坏或任何形式攻击的准备。

回想起我的祖父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经常被称作“半岛之隼’，于是我就选择“隼’这个字一一在阿拉伯语中是“a l—Saqr”一一作为此项秘密任务的代号。这项秘密任务成为我在80年代后期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要工作。阿卜杜拉．苏韦林中校是我在这段时间里的宝贵助手，我担任防空军司令以来对这名副官一直十分信赖。他的父亲是法赫德国王王室成员之一，所以我从他小时候起就认识他。所有和这个中国项目有关的旅行他都陪我同行，用常用文字作记录，写报告，有时长达100多页。

我去过中国4次。第一次是在1987年2月。为了掩入耳目，我常常取道别的亚洲国家。比如，第一次去中国，我先安排去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然后再去中国。我的参谋班子的一些成员劝我在路上乔装改扮，使用假名，但是我觉得遮遮掩掩愚蠢得很。如果被发现了。我的伪装只会引起别人的猜疑。我觉得最好一切都显得正常。于是，我就乘坐自己的专机，同正常的美国机组人员一起飞抵中国。但是我却放出口风，为了劝阻中国不向当时正在同伊拉克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伊朗出售武器，我亲自去中国购买轻武器。诈术简单但是有效。

计划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我决定中途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停留。我和陪同我的军官们都在利雅得英国大使馆申请到了签证。离开王国前夕，我参加了一次为一位来访的英国大臣举行的午餐会。当英国大使祝我“购物愉快”时，我被逗乐了。显然，他以为我就要启程去中国了。

我在香港偶然遇到了巴林的埃米尔，他问到我此次访问的目的。我回答说，我正在度假。但是由于车上坐着那么多的沙特将军，他不大可能会相信我。无论如何，他很有礼貌，没有再追问下去。

碰巧我同中国的谈判出现了问题，于是两名中国代表从大陆一路赶来与我会面。我们约定在我下榻的饭店客房里会面，而他们则拐七拐八地绕道而来。我们低声交谈，为了不被偷听，我事先还采取了预防措施，把房子清查一遍，看看有没有窃听器。中国人做得更绝。中国代表到达时，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沉重的雨伞，尽管天气看起来用不着带伞。当其中一个人递给我一份文件阅读时，另一个人走上前来，撑开他的伞，然后，使我惊奇的是，举在了我的头顶上。伞里衬着像是铝箔的东西，原来，它是用于使文件避开任何窥视的电子眼的。我不想参加这场容易被人一眼看穿的把戏，就把文件藏了起来，后来在卧室里把它仔细读了一番一一这回是在被子下面。

在旅行中，我经常需要同在利雅得的苏尔坦亲王通话。但是，该怎么做才能既打上电话而电话又不被截获和监听呢?我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应急办法。走出我下榻休息的香港饭店后，我会走进任何一家偶然路过的饭店，开个房间，在公开线路上用密语向沙特阿拉伯打电话，然后立刻退房。

在中国，与我接触的人主要是杨尚昆，他是政治局委员，还是由邓亲自担任主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强大权力机构的第一副主席。杨尚昆烟瘾很大，对细节的记忆力无懈可击，当时负责监督重要的对外武器出售事宜。他后来在1988年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就像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尽力把中国谈判人员的访问保密一样，在北京，中国人也把我的到访秘而不宣。尽管我被安置得舒舒服服(我得知，我住的别墅在我走之后将用于招待美国国务卿)，但是从来不允许我步行外出，而总是坐着轿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各个约会地点，即使会谈地点近在咫尺。中国人至少同我们一样，想把整个项目置于保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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