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测绘之父”武大教授鄂栋臣逝世，曾签下生死状首征南极
楚天都市报记者21日获悉，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的武大教授鄂栋臣，今晨因病在武大中南医院逝世，享年80岁。
鄂栋臣曾参与1984年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一生参与7次南极考察和4次北极考察，两次在国家南极科学考察中荣立二等功。他是武汉大学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极地测绘事业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曾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极地测绘科学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地球科学组中国常任代表、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理事长。
放牛娃的远大抱负
1939年7月，鄂栋臣诞生在江西广丰山区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中。抗战年代，家庭异常贫苦，小小年纪的鄂栋臣格没有条件上学，成了一名放牛娃。
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村里办起了小学，11岁的鄂栋臣第一次拥有了念书的机会。他天资聪颖，又肯下功夫，很快就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1954年小学毕业后，鄂栋臣考上了广丰中学，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被上饶地区批准作为保送生上了高中。1960年，21岁的鄂栋臣考取了武汉测绘学院（现武汉大学），攻读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鄂栋臣曾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说道：“我十岁时还是放牛娃，父亲和祖母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可能会在受欺凌的日子里失去更多的亲人，也没有机会读书，更不会成为大学教授，那些苦难的日子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只有祖国强大了，炎黄子孙才有尊严。”尽管测绘对于这个山里走出的大学生来说非常陌生，青年鄂栋臣还是励志，用行动回报祖国。
签下生死状首征南极
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在极地科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1983年9月，加入《南极条约》不久之后，中国首次派出科考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第12次协商国会议。然而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或进入表决议程时，代表团成员们就会被大会主席礼貌地“请”到会议厅外喝咖啡。代表团成员之一、时年48岁的郭琨回忆，面对“二等公民”的耻辱待遇，代表团很多成员都留下了热泪，发誓要建立自己的南极科考站。后来，正是他成为了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
1984年11月26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由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登上“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浦东港口起航，开启一段伟大的行程。45岁的鄂栋臣就在其中，他还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一职。
那是一次完全未知的行程。据媒体报道，出征之前，妻子担心他会遭遇不测，迟迟未能在“生死状”上签字，鄂栋臣拿过笔来稳稳写下自己的名字，并在一旁的空白处留笔：“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
鄂栋臣曾经回忆，“船长说，我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我们问他，带塑料袋去干什么啊，他说准备装死人的。我们就明白了，那是装尸袋，如果谁牺牲了，就用塑料袋一装，放到船底下的大冰库里冷冻起来，然后带回家。”
危险确实无处不在。当“向阳红10”行驶到被称为“沉舟墓地”的德雷克海峡，考察队遭遇了12级的强风暴。惊涛骇浪中，队员们翻江倒海地呕吐。鄂栋臣和同伴连滚带爬地冲入船舱，下意识紧紧抱住贵重的考察仪器，这是所有人在危急关头唯一想到要保住的东西。十几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挺了过来。
30天的艰难航行过后，我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终于即将到达目的地——乔治王岛。鄂栋臣站在甲板上眺望，魂牵梦绕的神秘冰雪世界就在眼前，他和队员们兴奋得欢呼雀跃，站在船头大喊——“南极，中国人来了！”
冰天雪地里盖起科考站
要建立中国第一座极地科考站，测绘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
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勘探工作异常艰难。鄂栋臣带领组员们踏冰雪、穿山脊，每天都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测绘，依靠简陋的小平板做大比例尺测图，用两条腿去跑水准，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冰海。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
1985年2月10日，距离农历春节不足十日，在新年极光的笼罩下，鄂栋臣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
地点确定后，队员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设行动。鄂栋臣和同伴们穿上防水衣、扛起沙袋，爬冰入海，一天之中甚至能工作近二十个小时。多年以后，鄂栋臣的老友、此次科学考察队队长郭琨满怀深情地回忆：“无论你是工程师、讲师、教授、博士、工人、记者……搅水泥、拧大螺丝钉、扛钢梁，每个人都上手干，修码头的就是码头工，搬物资的就是搬运工，建房子的就是建筑工人……”
1985年2月20日，农历大年初一，队员们给当遥远的祖国送上了一份新年大礼：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广袤的南极洲上，首次有了中国人的立足之地。
受邀前来参加典礼的苏联站工作人员，得知中国人只用了40天便完成建站工作，纷纷睁大眼睛、高呼“奇迹”！
下一个目标，北极
3年后，鄂栋臣再赴南极，此次他们在东南极洲大陆上，建立了我国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标志着中国南极探测进入了更高的水平。“少了北极，就不是完整的极地科考。”在鄂栋臣心中，已经定下下一个目标——巡天遥看极地光，北极！北极！
1999年7月，花甲之年的鄂栋臣参加中国首次北极科考，踏上自己心中潜藏已久的北极寻梦之旅。严寒、冰山、暴雪、北极熊，茫茫白雪后藏着各种险境，鄂栋臣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的环境下，为祖国北极勘测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城”“中山”“黄河”，二十多年里，从南极到北极，伴随着这些令人骄傲的名字，鄂栋臣始终奋战在我国极地测绘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先后7次奔赴南极考察，参与中山站的指导建设工作，并两次荣获国家南极考察二等功。此外，他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室内推演测绘南极冰面地形，这在人类对南极的科考史上堪称首创。由他主持命名的300多个中国南极地名，获得国际认可，填补了南极自古以来无中国地名的历史空白；在中山站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南极自动验潮站；史无前例地在北冰洋的浮冰上进行绝对重力测量试验并获得成功，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极地测绘制图之路。
对外界赞誉的“极地测绘之父”这一称号，鄂栋臣曾说：“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极地，可称我为‘极地赤子’。”
晚年做了600场科普报告
退休后的鄂栋臣并没有远离他所钟爱的极地事业。这些年来他笔耕不辍，在理论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做研究、带团队，工作在极地研究的前线，偶尔也会通过高科技通讯设备为远赴南北两极科考的学生后辈们出谋划策。
这些年，鄂栋臣在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做了近600场南北极报告，教育青少年热爱祖国、崇尚科学，增强人们保护地球环境的意识，独具创新特色，每每讲到五星红旗在两极飘扬时，台下掌声雷动。每场报告都掌声不断，深受听众欢迎。曾被中国科普作协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获“湖北省科技传播十大杰出人物”。
鄂栋臣更是开启了武汉大学与极地的不了情缘。在他之后，武汉大学参与了中国的历次南极科学考察，累计派出师生110人次，是我国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全程参与”的高校。
去年11月，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再次出发，成员包括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2名教师和3名博士生。鄂栋臣走了，他的征程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