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法国狂人的济世良方

法国思想家夏尔·傅立叶（1772-1837）长期过着孤独简朴的双重生活：白天，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替资本家打工，从事他所痛恨的商业活动；到了晚上，他才能沉醉在美好社会的幻想中，彻夜写作。其实，傅立叶本来十分富有。他早年丧父，父亲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附加一个依照真正商人的狡黠精神所拟定的遗嘱：如果傅立叶从事商业，到了二十岁便可继承三分之一的财产；如果他继续从事商业并且顺利结婚，那么到二十五岁时便可以继承第二个三分之一的财产；到三十岁时便可继承最后三分之一的财产。这个遗嘱迫使傅立叶不得不从事他并不热心的商业。可是等到他如愿以偿继承全部家产、摇身一变成为富商之时，雅各宾派攻克里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直接导致他倾家荡产——不仅所有资产被没收，他本人也身陷囹圄——同时，也正是因为这场无妄之灾，让他排斥当时流行的暴力革命学说，而走向社会改良的道路。从此，他开始系统性地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在十九世纪初连续出版了《全世界和谐》《新世界》等作品，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黑暗面，构建“和谐社会”——通过由合作社组成的“法朗吉”这一新型社会组织形式（他本人的确于1832年在巴黎近郊创办法朗吉，可惜昙花一现，次年便宣告失败）。他的乌托邦社会改造计划日后也成为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乌托邦一字最早出现在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的同名作品中。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布朗基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将乌托邦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后泛指空想社会主义。在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正是傅立叶率先提出这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是“多血症的危机”，是“由物资过剩的压力所造成的危机”，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在《文明制度的批判》一书中，傅立叶尖锐地讽刺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打碎；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只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破两套衣服和多穿坏两双鞋子——为了商业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合唱。这是反协作制经营方式或颠倒世界的必然结果”。在傅立叶看来，这就是这个暴虐社会的本质。甚至连资产阶级婚姻也是“合法的卖淫”，用傅立叶的话说，“正如数学中负负得正，一对卖淫成就道德”。

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观点不同，傅立叶敏锐地观察到劳动者的贫困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增长的，并由此辩证地提出了他的著名论点：“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

傅立叶对“文明”的抨击超过古今任何一位思想家。“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是巧妙地掠夺穷人而发财致富的艺术”，对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来说“文明制度是一切灾难”。受十七世纪英国温斯莱坦《自由法》和十八世纪法国摩莱里《自然法典》等学说影响，他主张废除私有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认为，资本主义商业“只不过是有组织的合法抢劫活动而己”。同时代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经直白地劝告无产者，“私有者虽然在人数上比你们少得多，而他们的文化却比你们高得多，为了共同的福利，应当按照文化程度分配统治权”。对此傅立叶表示强烈反对——他把社会危机根源归因于圣西门之类“哲学家”的低能。在傅立叶看来，“哲学家”提出以理性为核心的政治科学和道德科学，而这些知识并不符合宇宙与世界运动的规律。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学说和理论体系。

傅立叶的哲学体系非常独特，是宗教和科学的杂糅。傅立叶认为，宇宙有三个本原：一个是上帝， 一个是物质，一个是数学。第一本原上帝是积极的、作为推动力的，第二本原物质是消极的、被动的，第三本原数学是用来调和运动的。由此出发，傅立叶将从“某种新的科学里面寻求社会幸福”作为自己的理论使命，并指出这种新科学就是“情欲引力论”。在此，傅立叶借用天体演化理论分析人的存在本质，强调引力与斥力的对立统一是决定人的存在的本质因素。“引力”表现为客观、自然的本能，也称为情欲引力，是人的存在的推动力，代表上帝的声音；“斥力”表现为主观、理智方面，代表为理性。而所谓文明社会则是过度强化理性的作用与功能，导致对理性的误用、滥用，造成“引力”和“斥力”的对立，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傅立叶提出情欲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发现情欲引力理论，便是发现社会变化发展规律。傅立叶自我吹嘘这是他发现的第一种科学：“我很快就发现，情欲引力的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运动体系上具有同一性。”

傅立叶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组织是“法朗吉”。“法朗吉”源于希腊语“队伍”一词，意指整齐的步兵队伍。傅立叶用该词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名称，是为了表示和谐制度中社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协调性。傅立叶对协作制度的优越性褒扬有加——通过他精密的数学运算，他发现协作制度下的厨房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家庭厨房相比，会节省十分之九的燃料和二十分之十九的劳动力（而燃料的节省，又有助于森林的恢复以及水源、水土气候的好转）。

在傅立叶的设计蓝图中，“法朗吉”占地不过数平方法里，固定人数一千六百二十名（因为根据他的科学研究，人的性格共有八百一十种），这些人都居住在一栋叫“法伦斯泰尔”的公共大厦里（其中每一活动场所都与自然相接，风景如画，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居所）。大厦的中心区是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等建筑；建筑中心的一侧是工厂区，另一侧是生活住宅区。“法朗吉”的资金由入股方式筹集，居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折价入股，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居民有权继承、赠送、买卖股份。“法朗吉”按人们的年龄、性格、气质配备十六个部和三十二个队，队下面根据不同性格组合设置谢利叶，一个“法朗吉”通常有二百个谢利叶。“法朗吉”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评判会（相当于希腊城邦的“十人团”），日常事务则由管理处负责。

傅立叶的科学设计尤其注重儿童教育。“法朗吉”的儿童从三岁起就开始学习生产劳动技术和艺术活动，为此“法朗吉”设有专门供儿童使用的小工厂、小工具等等。从三岁开始直到成年，儿童必须参加各种不同劳动。在“法朗吉”里，劳动、学习和科研活动融为一体——每个社会成员既是劳动者，又是受教育者，同时也是艺术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傅立叶深信，这种新制度必将造就出许许多多的荷马式的诗人，牛顿式的数学家，莫里哀式的剧作家和各种各样的伟大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傅立叶的教育思想极为赞赏，指出“这些观点是这方面的精华，并且包含着最天才的观测”。同时，傅立叶提出按照“资本、劳动力和才能来确立”的分配原则，也得到马恩的一致好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援引傅立叶的理论，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工厂定义为“温和的监狱”，便引自傅立叶著作。此外，傅立叶关于消灭脑体差别和城乡对立的精辟思想，后来也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汲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傅立叶设计的和谐制度里，旧式社会分工已不复存在，也不再存在城乡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在这个新世界里，劳动已成为人们乐生的需要，人人都参加生产劳动。劳动不像在“文明”制度下是一种沉重负担，而是每个人天生的爱好。傅立叶甚至说，那时，娱乐活动将吸引人们去劳动，而劳动将成为比现在看戏和参加舞会更加诱人之事。在和谐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真正成了人们的爱好，成为一种享受，此即为“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与休闲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生产力发展为休闲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休闲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与兴趣，根据个人的不同需求，自由地调换工作，实行“短时工作”——“法朗吉”的工作日由若干“短时工作”组成，每次的工作时间最长为两小时。一个人在一天的时间里可以从事各种类别的工作，而且每一天的计划安排都会各不相同。傅立叶认为，这样自由的变换工种，“劳动就成为人们的快乐生活的需要，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每一段‘短时工作’时间内都能得到‘双重的快乐’。 ”——因为协作制度使人能够凭兴趣从事工作，能够诚实、公正地从事工作，因此必然会导致“产量”的提高。恩格斯在1843年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傅立叶的“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的理论，并进而指出，“虽然傅立叶不像圣西门及其门徒的著作那样闪耀天才的光芒，虽然他的文体有些晦涩，表达自己的思想常常显得非常吃力，可是我们却更乐于读他的著作，从中看到有价值的东西更多，剔除他著作中神秘主义的色彩以后，就是科学的探讨，冷静的，毫无偏见的，系统的思考。”

傅立叶常以科学家牛顿自居，曾自谓“我也跟牛顿一样，被一个苹果指出了思想的方向”。——他在巴黎费弗里叶餐厅进餐时一个苹果花了十四苏，而在外省，这一天价可以买到一百只苹果，“于是我开始怀疑工业体制中存在基本缺陷，并从此着手探索。经过四个年头，我发现了工业组织的谢利叶，最后又发现了被牛顿所疏漏的世界运动规律”。

傅立叶是法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预言家。基于他的科学研究，他预言未来数百年，海水将失盐，气候将变暖，北极会比地中海更加温和；他支持妇女解放（他于1837年首创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并赞成保护同性恋权益；他晚年鼓吹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以保证欧洲区域安全；此外，他还大胆预见地球居民不能超过五十亿，否则会引发生态和资源危机；他甚至还预见了高消费社会的来临——在他看来，高消费并非奢侈浪费的代名词，相反，它会使社会生产达到普遍完善的境地。傅立叶以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宣扬苦修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者如马布利等人，“拥护希腊和罗马的荣誉，结果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向人民介绍：‘贫穷就是幸福，必须抛弃财富和刻不容缓地接受哲学的信念。’那些道德的永恒真理也是徒劳无功的”。——节制嗜好、欲望和人性需求的禁欲主义是错误的，是对人的本性的歪曲。

对他的科学性预言，恩格斯曾给予热情洋溢地评价：“正像康德把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不仅如此，恩格斯在1846年还将傅立叶《论商业》的重要片段亲自译为德文出版，并动手添加了不乏溢美之词的序言和按语。

毋庸讳言，傅立叶的“济世良方”，跟他的真伪参半的预言一样，含有十分虚幻的空想性质——以科学之名，傅立叶强行将科学问题与他的直觉创悟糅合在一起，并试图用前者来验证后者。而事实上，科学与直觉各有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特点，不能跨越各自的疆界——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直觉，也不能用科学来为直觉或顿悟背书。美国十九世纪著名思想家爱默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傅立叶的天才构想几乎尽善尽美，然而“他看到的只是一系列科学数据，而忽视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爱默生的好友里普利牧师在哈佛附近创建的“法朗吉”——布鲁克农庄不过数年时间便宣告破产倒闭，道理正在于此。

傅立叶的学说在当世饱受指责。哲学家杜林斥之为“最荒唐的梦呓”；理论家蒲鲁东宣称在其著作中，除了令人感到滑稽可笑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六颁布诏令对“协作理论”加以叱责，梵蒂冈并将傅立叶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之内。不仅于此，傅立叶的科学发现，也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冷嘲热讽。警界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十足的狂人”而懒得去抓捕他，政界人士嘲笑他是个“疯子”，经济学家宣称他的“科学”学说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哲学公式推演”，不具备任何实用价值。但傅立叶并不示弱，他在一封题为《致疯人先生》的公开信中，引用人们对待哥伦布和伽利略的态度，指出虚妄之人一向把比他们文明的人称为疯子。在文章结尾，他引用法国谚语“谁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因为他确信真理在自己这边，自己的理论观点一定能在千载之后最终赢得世界的承认。

在他的晚年，贫病交加的傅立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他准备每天中午十二点在家接见答应出资创办“法朗吉”的富翁。此后他不论在何处逗留，总是要在中午十二点之前赶回家去——以便接待来访者；可是等了许多年，等来的都是失望。1837年，傅立叶在巴黎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距离他预言的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岁的平均寿命相当遥远，距离他理想的和谐社会更是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