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若德︱徐国琦：给老马当助教的日子

老马是一个传奇人物。20世纪50年代他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然后回到英国，有一段时间甚至当了BBC的节目主持人。老马不仅出身贵族，且长得一表人才，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在70年代就以记者身份接触过中共高级领导人。老马在未进哈佛教书前就对中国的政治很有见地，他后来成为西方屈指可数的中国专家，也和他曾在新闻媒体工作过有关。他对中国的政治人物有第一手的观察了解，这对许多西方学者和记者而言都是难得的机会，也为他后来研究中国政治打下一个他人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基础。老马的另一传奇是他做过英国的工党议员。后来之所以回到哈佛是因70年代末他落选了，费正清教授便邀请他来哈佛教书。还有一个传奇是，现在英国有个杂志《中国研究季刊》就是老马发起的。他不仅是该杂志的创办人，而且做过多年编辑。

马若德先生

我与老马的正式交往开始于1994年。在哈佛的前四年有全额奖学金，不必交一分钱的学费。生活费比较宽裕，因此也不用打工。但在我通过博士资格考后，虽然不用交学费，奖学金却没有了，我必须开始考虑如何养家糊口了。当时最好的挣钱方法就是在哈佛做助教。虽然我过去从未直接同马若德教授打过交道，但我早已风闻他的“文革史”在哈佛可是一门极受本科生欢迎的课，这门课通常有200多个学生注册，每20个学生可雇一个助教，那么这门课等于要有十个助教。于是1994年暑假我冒昧地给马若德教授写了一封电子信件，申请当其助教的工作。他很快就答复了，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所以我第一份助教工作是老马给的。哈佛历史系规定所有博士生必须有做助教的经验，我因为想在美国谋生，就想在教学上有所突破，所以一心想多增加点教学经验。结果我在哈佛前后教了近5年书，大多数时间是做马若德教授的助教。

给老马当助教，在经济上解了燃眉之急，使我无后顾之忧。其时老马的课程极其叫座，做他的助教可以说成了我的笃定铁饭碗。我当时悄悄想，只要我一日不从哈佛毕业，我就给老马做助教。事实也是这样。从1994年起到1999年我从哈佛毕业，我几乎每年都给老马做助教，帮他几次教过两门大课，乃至成为“比较革命”这一高级选修课的唯一助教。该课无疑是老马精心准备的课程，比较中、俄、古巴、越南四国共产革命的异同。阅读量大，极具挑战，大概只有不到30个学生选修了此课。这门课对老师是吃力不讨好，对学生是学分难拿。好像老马教了一两次此课后，就不再教了。我的大泼冷水及经常打学生小报告似乎也起了一些作用。中国有句古话，“对牛弹琴”，聪明如哈佛本科生者，有时也让人感到有朽木不可雕之叹。对教书育人一片赤诚的老马一定感到有点失落吧。

老马是天才教师。作为他的助教，我们不仅要听他所有的大课，然后教自己的小班，更有机会一周一次与他共进工作午餐，听他无私分享教书的真经及如何让学生对自己的课真正感兴趣。他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很多特质，风流倜傥，能言善辩，这些都是不少人所缺乏的，我也只能心向往之。老马教书口若悬河，然而他确实准备充分。老马尽管是天才教师，对课程内容也教得滚瓜烂熟，但每次上课前他都要精心准备一番。记得有一天上课前，不知有什么急事我要到老马办公室找他，没有预约。到他办公室门前时，听到里面老马大声预演他当天要上的课。难怪上课时老马从不看讲稿，但却讲得丝丝入扣，恰到好处。原来功夫尽在用心，天才也并不是天生的。

在老马那里，我不仅得到我来美国后的第一份教职，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如何“教”和“学”，取得了不少“真经”。一是如要学生感兴趣，自己先要真正投入。记得在教“文革”那门课时，老马告诉我们他要领学生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以便让学生感觉到“文革”时的狂热。他让我们几个助教届时分散坐在Sanders Theatre大礼堂的四周(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曾在此向哈佛师生发表演讲），到时候他带头先喊，让我们助教立即呼应，最终促成几百名学生一起大喊“毛主席万岁”的热闹场面出现！几年后，每当遇见过去的哈佛学生，当他们知道我是此课的助教时，都会跟我提及他们对老马课堂上此一情节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想起来可笑的是，我也是在哈佛的讲堂里平生第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另外，老马对学生试卷的评分非常仔细，力求公正。学生考试的时候，老马担心评分标准不一，会精心准备一份答案提要，让大家有一个共同标准，他的助教们便按照这份标准答案来评判试卷。

从老马身上学到的另一个令我终身受益的是，教师如何在教学时充分发挥和利用想象的力量。2012年在美国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大会上，好莱坞影星Clint Eastwood表演了把空椅子当作奥巴马总统的模拟对话及辩论。老马在教学中也多次用过这一招数，我个人认为他的表演才华远远超过Eastwood。记得某次上课时，老马坐在讲台上，一会儿表演毛，一会儿表演邓，用他的天生口才及对中国政治历史极其透彻的理解，将不同时代的中国生动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充分满足了学子们的学术好奇心，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回味无穷。

有大师如老马为榜样，我在自己也真正始为人师时，时常不敢懈怠。我从老马处不仅学到了“教”和“学”的几本“真经”，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对教学的认真态度。如果我今天能算作一名称职的教师的话，老马是“功不可没”的。我一出道就有老马这样的名师倾囊相授，真是三生有幸！如果我还算是一个会教书的好老师的话，其实许多经验都是从老马这儿学的。

杜甫诗云，“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取“老马识途”之意。我之所以在这里一再称老马而不是马老师或马教授，不仅因为其亲切，能真实表达我所感受到的老马对中国学生的真情，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老马识途”的掌故。老马对我来说是一位真正识途的老马，老马甚至还指导我如何做父母。2008年我重回哈佛担任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时，研究院非常大方，愿意出搬家费，但我当时还是只身就任。老马问为何不把孩子们一起带来，我答曰：“孩子不愿离开老地方，因为他们的朋友都在那。”老马马上一本正经地教训我说：“对孩子还是要强迫的，他们的适应能力其实非常强。”搬家这种事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2011年在香港时打算搬一次家，同孩子们一商量便遭到他们一致反对。但我立即想起老马民主集中制的告诫，仍决计搬。老马实在英明，搬家后孩子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新的住所，忘记了他们当初的不愿意。这虽然是题外话，但也充分反映出老马教授和他的助教之间的友谊。

我自1999年从哈佛毕业后，一直同老马保持密切联系。我有幸每年都有机会见到他，向他请教、请安。2015年老马在我任职的香港大学做了几个月的客座教授，当时的老马新婚不久，神采飞扬。我为他感到非常高兴。衷心希望老马老骥伏枥，为中国学术发展，为学子的不断成长，为东西方中国研究的不断进步，奋蹄扬鞭，勇往直前。

2017年我在哈佛大学的瑞德克妮芙高等研究院短期客座时，老马告诉我他经常到健身房，有私人教练。其身体状况不错。2018年夏我在瑞德克妮芙高等研究院再次短期客座时，老马当时人在英国，我没有机会见到他。本打算今年回哈佛闭关写作时，多住些日子，多同老马相聚，没想到老马撇下他心爱的哈佛大学，居然到天国去了。在天堂的老马也许会同毛泽东、邓小平一起讨论中国。老马千古！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徐国琦《边缘人偶记》学术自传，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