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寒假“年味”征稿选登| 我眼中真实的农村
编者按：主题为“年味”的澎湃第三届寒暑假征稿活动正式启动至今，我们收到了不少小画家、小作家们的作品。孩子们用文字、图像、视频，展示了他们眼中丰富多彩的“年味”，接下来作品会陆续刊登。
作品：《我眼中真实的农村》
作者：莫天歌 北京四中 高二（12）班
绥宁县，一个总人口约38万的小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县境离长沙还有约400公里，四面群山包围，仅留下一两条细微的“夹缝”进出，供居民世代喘息。
腊月二十八，我们一行7人，早上6时多到达长沙，在长途汽车站等了5小时左右，才坐上远途大巴。
小姑姑指着窗外的连绵群山，对表妹说：“你妈妈就是从这样一个‘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绥宁是这样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不想进来。”
“羊肠道＂困境
绥宁县境基本上还没有通高速。长途大巴为了走高速，路线从洞口县绕邻境武冈市走，不从红岩镇进县境到我老家李熙镇，而改从“绥宁盆地”另一端的一个入口关峡乡，直奔县城去了。
“红岩”“关峡”，这种地名就有点让人望而生畏。据说，这里在古代是王溪蛮的据点之一。关峡的苗寨正在开发苗王的“王城”作为地方文旅项目。之前，村里一位来自东北的外地媳妇第一次来探亲，坐在车上在山里绕几圈之后就哭了。因为这里有一进去似乎就走不出来的感觉。
我们最后选择在绕出李熙镇几十公里地外的关峡乡一个十字路口下了车。再坐面包车，往回走几十里返李熙镇。
下了大巴，我拉着行李箱，空气中焦糊的气味扑面而来，垃圾、鞭炮残渣和一些腐烂的食物随机埋伏在街边。交通很混乱，几辆私家车在离我一米的地方刮起一阵阵旋风……
我们在街边局促地站了二十来分钟。爸爸拦下一辆面包车。
车上已挤满了人，没有了座位。我们7人中还有两个小孩，硬是被售票员塞进了车里。
我感觉成了罐头里的沙丁鱼。虽然事先贴了晕车贴，但闻着恶心的浓郁混合气味儿，还是欲吐不能。
汽车缓缓启程，左拐右拐地穿过几个障碍，司机不停摁喇叭催前面让路。车窗外，人来人往，装饰大红喜庆的沿街店铺里，传来各种奇怪的叫卖声。
道路窄而不平，路边修满了错落的房屋。近年，当地人为了占地，或者为了临街，都攀比着沿公路修私宅，过去路边的良田，变成了一幢幢看上去很阔气的洋房。一个万把人口的小镇，被人们用砖头水泥合围成了经常“梗塞”、连绵几里路的羊肠道。
城镇建设显然完全没有规划，放任自流，混乱不堪。因为外地打工的人都开车回家过年，房前道旁停满了各种挂着＂粤＂字牌的车。
晚上七点左右，售票员告诉我们到村了。从省城长沙赶到家，折了13个小时。要是再加上从北京到长沙的时间，这一趟回乡之路，接近30小时。
眼前，是李熙镇一个安静的村庄——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区、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这是我的老家。
“扶贫”扶起了什么
如果仅从视觉看，老家近年变化不小。村里小洋楼越来越高，家门口也常有小车停放，村里人的生活，看上去舒舒服服的。
我的老家，原名逆流水村，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但是在前几年这个存在了55年的村名消失了。
2017年，逆流水村、双元村、塘村，三村合并成了双元村。李熙镇原来24个村，合并成15个村。
村长、村支书介绍，村镇合并，是要减少村干部开销，让村子影响力增大，也为了提高村干部的素质。合并后，村干部比以前忙多了。
进村的路边，“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大红横幅非常醒目。村长谈起这个话题很自豪：“2018年双元村865户，只有12户没有脱贫，这在李熙镇是最少的。”谈到村子治理，村长总是自豪得很，双元村的脱贫进度差不多是李熙镇数一数二的。
村里脱贫的标准是每年人均3600元，住房、义务教育、医疗都有保障。所以，那12户还未脱贫的人家享受低保，补贴住房，另外政府帮建了25平米的房子。
村里新建的这种房子，都是独立的一层小屋。村长介绍，有独立的厨卫，有一间卧室。外面两道门明晃晃的漆又黄又亮，门口立着一根水龙头，很打眼。
不过，当地人管这样的房子叫“懒人屋”，扶贫扶的尽是那些懒汉。
“村里的懒汉多吗？”
村长说：“我们村懒汉比较少，也就三四个。”
我粗略地查了一些当地的经济数据。绥宁县的财政收入，2016年4.934亿多，2017年5.455亿元，2018年预计5.7亿元。全县每年上缴省里约2000万，上缴国家约一个亿，而国家与省每年转移支付20来亿。全县38万人口，每年要靠国家养着。
一位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春节期间来我家时，说：“全邵阳市正在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项目，示范基地就建在了邵阳市附近。可绥宁还是太偏僻了，企业老板都不愿意到这样的山沟沟里来。有企业算过一笔账，光运输成本，绥宁县就要比其他地方一年多一千多万，要把这一千多万的额外成本挣回来多难啊！”
据说，以前中集集团下属公司想在绥宁建个项目，最后还是不敢落地，前期投入六百多万元之后就没了下文。
中央要求2020年全面脱贫，为此国家、地方政府都花了很大力气。但是一个地方的持续发展，说到底，除了中央扶持，还需要有产业与人才的注入。一个需要倒贴钱的偏远小县，拿什么留住人，拿什么搞发展呢？
但村里的人从不关注这些，他们似乎非常纯朴，与世无争，总是喜笑颜开、心满意足的样子。年轻人在外打工赚来的钱，除了给小孩子们交学费，就是把小洋楼一层一层往上搭建，血汗钱基本上变成了钢筋水泥。整个村子，放眼望去，杂乱无章，拥挤不堪。
就这样，道路闭塞，引资不进来，自己走不出去，长期积贫积弱，每年只能自己内部象征性地折腾，这里慢慢与外地的发展脚步渐行渐远。
我大约两三年回一次老家，总的感觉是，绥宁县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就像日渐年迈的奶奶做的饭菜，每年都是那几样儿。
政治家们总说，农民处于金字塔底层，塔身和塔顶都靠它的支撑，所以国家不停地向基层输血。可是农村的发展，是需要找到未来经济可能的亮点，为自己的存在创造持续价值，这样才有真正站起来的农村。绥宁县长期积贫积弱，造血功能根本不足，人才与技术“山沟沟”里基本没有。全县2020年后要实现全面脱贫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越来越＂老＂的村庄
村里的新房越来越多，年轻人却越来越少。
与路旁楼房林立形成反差，村中心老宅基地的房前屋后，荒草与废墟肆虐。村庄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今天也已经到了老年，正逐步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游荡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多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人。
村里人的思想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农村是落后的代名词”，“农民”是身份低下的代名词。农家子弟孩童时代听到的来自父辈们常鼓励多读书的话就是：“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得在农村活受罪！”
这种“去农”文化，在村里人心中如宗教般虔诚。
据了解，双元村总人口2980人，未成年人800多人，480多个60岁以上的老人，800多个青壮年在外打工，一半的青壮年都跑出去了，大多去了广东沿海的城市外出务工。
目前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4600元，这些收入都是通过种植粮食、蔬菜等换算而来。但出去打工干得不错的话，有的一月就能挣一万，有一点技术和头脑的农民外出务工离开了农村，有的已经在城里安家，彻底脱离了农村。乡村青壮年在大量流失。
社会上有一些三农学者，把城市资本下乡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工商资本下乡，以避免“侵害农民利益”。但是，只让资本与人才从农村单向输送到城市，也无法盘活农村资源，无法吸收人才、技术。农村人口仍在不断向外流动。
村门口那些留守老人，不少自嘲是＂空巢老人＂。年迈的身体，还要照顾幼小的孙儿，他们疲惫而脆弱。可是，六七十岁的老俩口，既当爹妈又当老师，能当好吗？
村支书、村长介绍，双元村里的小孩，目前有四分之一由老人带着，其他多数由父母其中一人带。有一些能耐的父母，直接把孩子带出去接受教育，除了打工所在地，还有省城，县城，甚至邻县洞口。久而久之，绥宁县的生源越来越差，教育陷入恶性循环。绥宁一中的一位老师说，“我们学校最近一位考上北大的学生是2010届的，此后再无学生上北大清华。”
我爸爸是20多年前村里第一批考上211大学的人。在他的榜样力量的鼓舞下，百来户人家的小院落里，五、六年间曾相继走出来十多位大学生。那时大家都将孩子上大学当成天大的事。现在不一样了，村长说，近年这个2980人口的大村，能上一本的很少，二本也只有零星几个。
我每天清晨起来，嘹望旷野，依稀听几声鸡鸣，感觉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精神越来越少，没有兴奋和激情，却总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
可怕的光棍危机
村里过年回家的大龄打工青年，都逃脱不掉被长辈催婚的命运。
我的三位表叔，三十岁到四十岁不等，一个也没娶上媳妇。爷爷十多年来一直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村里人刚开始还说“有树不怕鸟来巢”，有男孩就不怕成不了家。但现实很残酷。女人成了村里最抢手的，甚至哪位女士离了婚，也马上会有媒婆踏破门槛。
村长说，光棍在双元村已经是最大的问题，明明只有这么一点人，全村青壮年也就800人，其中光棍却有一百多个。真是名符其实的光棍村。
村里过去重男轻女盛行。深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B超一度风行，就是要看是男是女，一定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才能在街坊邻居中有点儿面子。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全村男女比例是3：1，以前最好的时候也就2：1。数据非常夸张。
这个问题，让基层村委愁断了肠。村长说：“家里只有一个儿子的还好一点，要是有两个儿子，相亲的一看，基本上就没有下文了。因为一个儿子，家产都是一个人的，要是两个来分，就太少了。”
雪上加霜的是，村里本来就不多的女性，大多向往城市生活，嫁到外地去了。“现在只有村里的女儿嫁出去，外边的女儿却不肯嫁进来。”村长和村支书两人双手一摊：“我们总不能给他们去找媳妇吧？”
现在可以说，村里家家户户都在为“光棍”发愁，就算自家的有一个孩子幸运娶了媳妇，自家别的亲朋好友里，也还有打光棍的。附近村子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
网上有的专家预测，2020年后中国可能全面爆发光棍危机，可能出现有3000万光棍。要走出农村男女比例失调这个怪圈，只能一方面改变生育观念，让自然生育率回归到正常状态，另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实力，农村青年才能与城市青年“公平竞争”媳妇。
要解决村里这一棘手问题，在我看来，遥遥无期呢。
不理性的盲目攀比
回老家过一次年，就能大概明白，什么叫不消停，什么叫好面子，什么叫好攀比。
有钱没钱，来了客人，相互都要递烟，基本上是三十多块钱一包的绿嘴芙蓉王。
人们出去拜年，礼盒大包小包，带上红包。晚上，各家比拼谁家鞭炮放得多。最引人注目，几百块一桶的烟花，家家都买个三五桶放着，给小孩儿玩的烟花自然也不会少，几袋子几袋子的存放着。
过年那几天，全村真是浓烟四起，炮声不断，焰火漫天，真是“年味”十足。鞭炮威力吓人，不捂住耳朵，一下就能把耳朵炸得生疼。我这“围观群众”都感觉，根本无法逃离这样的“火灾”现场。鞭炮劈里啪啦的红纸屑满天飞，好几次打中我的脑门。几天下来，我肺里好像有洗不净的销烟味儿。
村里人的好面子，还表现在牌桌上。过年时最普及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牌赌钱，说家家有牌桌一点也不夸张。“红尖”“斗地主”已不过瘾，村里成年人最爱玩“诈金花”。台面上进出也不小，几百上千元一场是常事。
村里人最害怕的不可控“盲目攀比”，可能还是丧葬的巨大浪费。村里老年人活着的时候可能并不受子女待见，但老人丧葬却能让子女倾尽家财。村里一位老人大年三十的下午跌倒在水沟里，不幸过世。整个葬礼持续数天，哀乐、炮声整宿不停，流水席连续不断，吊唁亲友川流不息。香烟整箱摆在外面，不一会就发放一空。
据了解，村里一次普通的丧葬仪式，往往花费四、五万元起，有些人家真是“过世一个老人，穷三年”。
被挥霍的“青山绿水”
老家原本喝的全是自打的井水。近年全村通了自来水，只是自来水不太稳定。大年三十那天，老家一整个下午没水。爷爷奶奶做年夜饭时比较紧张。爷爷说，近年环境破坏了，成片的山被淘沙者挖空，原来的井里已经没有水了。
屋后的河流，也已经看不出来原本的样子了。掏沙的、修坝的、建小纸板厂的，把整条清澈的河流，弄得惨不忍睹。爸爸说小时候夏天整天泡在河里摸鱼。但现在的河水隐约散发腥臭，平时河里基本上没有人游泳了，据说一下河身上常会长出包来。
我最忍受不了的是农村的垃圾处理。村里的垃圾不分类，都丢在一起，简单粗暴地进行露天焚烧。老家屋后不足百米就有这样一个“垃圾处理焚烧炉”，烟雾不时飘进屋子，隐约有类似二噁英味道的恶心气味。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焚烧炉”离村里的“小姆指幼儿园”也不足100米。
烧烧烧，老家这样的场景经常看见，好像没有什么是一把火解决不了的。村民做饭，往往整个厨房都是柴火烧出来的烟，做饭人的脸，只能在浓烟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人们喝酒吃肉聊天酣畅之时，必定互相敬烟点上，席间烟雾弥漫，我往往受不了烟味而中途离席。
刚回到老家那天夜晚，还见天上星星清楚分明，这让我曾经喜不自禁。但过了春节这几天，天空变成了刺眼的白色，空气质量明显变差。我不禁黯然，许多城市所万分珍惜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与清新空气，在这里一文不值，被肆意挥霍。
每次看着路边垃圾堆被黑烟缭绕，我不免心生愤慨：环境保护的宣传，不应只停留在城市，也应当覆盖到农村。
我关心的这些事，村里的人似乎从不关心。也许在村里人看来，垃圾烧了，就没了；酒喝了烟抽了，心情就高兴了；鞭炮大把放了，老祖宗的规矩就守好了，自己的面子也足了。
“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
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在为我的老家流泪，也是想向大家倾诉乡村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农业大国，还有40%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生活离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远，我们还要花更多的精力，关注它，建设它，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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