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来不消停，都是不平等惹的祸？

世界变得不那么暴力了吗？是，也不是。世界秩序的致命因素少了，但变得越来越乱了。尽管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但与过去相比，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率有所下降。与20世纪相比，现在跨境战争和内战更少了，遭受暴力杀害的人数也下降不少。但当代武装冲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解决。这些冲突形式不同、规模也不尽相同，而正是不同形式的冲突正在加剧世界秩序紊乱。在大多数国家进行全面发展时，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特殊情况呢？

持续存在这种低强度武装冲突的一个原因是武装团队的分裂和扩散。现如今的武装冲突很少是由国家军队和一两个游击队引起的。自2010年以来，国内冲突中有一半是涉及10名及以上武装分子的。在几个战区马里、利比亚或叙利亚数百个武装团队正在争夺掌控权。其中一些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另一些则纯粹出于犯罪心理。现在，大多数叛乱分子、民兵、极端分子和歹徒都不约而同地为了追求权力和利益采用相似的战术。因此，不仅暴力形式难以区分，连暴力动机也有所重合。

有两种相悖的趋势推动了这种棘手的武装冲突持续存在以及暴力团体的扩散。一是不平等：当更多的人感到被排斥、被剥夺权力时，他们的不满情绪便会升级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彻底的反叛。但这种反叛意图要转变成犯罪行为需要组织的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二个因素如此重要：政治精英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多年来，很多新型民主国家和后冲突国家都建立在政治精英复杂的分权管理系统之上。在某些情况下，精英们努力做到和平地解决潜在的暴力分歧，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通过暴力来保护或加强权力。

简言之，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不是一种失常行为，而是完全理性的。在许多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是政治系统的一个内在特征，而不是令人惋惜的系统崩溃的征兆。暴力也有其利用价值，因为它有效地表达不满并提高某些精英团体的竞争力。虽然这一切对暴力实施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将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视作失败、脆弱国家的结局。外交官和研究者将其描述成弱者的武器，是国家崩溃的结果。因此，阻止和减少武装冲突的传统措施通常强调加强国家能力和精英包容性。然而，这些正是能够扩大竞争性政治暴力的因素。

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百万人在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中丧生。自60年代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从未进行过和平的政权移交，2019年也不例外。部分原因是因为精英们经常鼓动民兵去保卫他们的利益。其中破坏力极强的一个地区是伊图里，位于该国东部，是最动荡的省份。几十年来，伦杜族和赫马族之间经常发生争执通常被称为当地农民与牧民之间的冲突。确实，农田和放牧方面经常存在竞争。但也是因为历届政府都长期鼓动种族群体谋取私利，尤其是削弱反动派的实力。从首都金沙萨到布尼亚等省级城市，各地精英都鼓动种族民兵去干预选举，控制该地区利润丰厚的矿区。

总而言之，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是政治和犯罪精英维持其权力的最具战略性、效率最高和最合乎逻辑的方式之一。正如大多数和平调解者所知，暴力行动经常用来讨价还价，控制利润丰厚的政治经济租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国家的选举经常伴随着激增的暴力行动，其中大部分是由群众引起的。同样地，即使公共种族暴力被新闻媒体描述成原始仇恨的爆发，但它往往是由精英们精心策划的。精英们经常将他们的权力转移给立场可变的暴力企业家从民兵到黑手党。许多精英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投资改善基础公共服务从安全服务到社会福利这就表示将会有一大批自愿参加招募的新兵。

虽然日益严重的秩序紊乱可能是理性决策的结果，但它会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后果。正如在阿富汗、利比亚、巴西和墨西哥看到的，全副武装的民兵群体凭自身的力量慢慢成为了强大的施动者。尽管精英们经常招募这些武装团队去完成任务，但他们也经常找寻法律的漏洞，在合法和非法经济中投入大量资金。有些人可能是职业杀手正规劳动力之外的事业忠诚度不高的年轻人。另一些人可能凝聚力和组织意识更强，带有超越传统阶级、种族或宗教界限的具有吸引力的标签。回想基地组织、博科圣地、青年党组织或伊斯兰国，它们往往通过扩大其数据足迹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大多数援助组织仍未关注精英在持续的暴力状况中的作用。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太过政治化而且很快就会陷入困境。相反地，援助组织的重点是与新兵合作，想办法解除武装，将他们进行遣散和重组。对他们来说，冲突研究人员经常在贫困、欠发达和历史不满以及当代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发生和持续之间划条直线。出现了一系列解释内战的根本结构性原因，其中很多都是关于贪婪和不满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软弱。一个结论是之所以会发生冲突，是因为脆弱的国家缺乏必要的资金。贫穷的国家和人们是暴力行动的始作俑者和受害者，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有可能重新被认同。但只有一个问题：它不是真实的。

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是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推动、资助并指导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英们会引发和叫停暴力行动，并且直接从中获益。精英们不仅是影响武装冲突发生率和强度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还贯穿国家镇压到有组织犯罪的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很快就会发现，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不仅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和群体。事实上，中高收入国家和城市的精英们也通过暴力行使其权力。比如，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被警方和准军事部队暗杀的人和在整个非洲的战区丧生的平民几乎一样多。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更富有的社会环境中更频繁，但决策者并不对这种说法感兴趣。

如果要防止和减少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学者们集中关注最明显最悲惨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世界各地战区的士兵和平民的死亡，这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大规模国际战争开始减少，研究人员则转向内战和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非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因此，冲突和恐怖主义就被视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镇压和有组织的犯罪被视作完全独立的两件事，受到较少的审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最近。然而现如今，国家和罪犯杀害的人数远远超过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比如，2017年，巴西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超过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三地的伤亡人数总和。关于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有个被更多人接受的说法是：思考其解决措施是关键第一步。

设法对付如今的正在扩散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需要扭转旧设想和危险的偏见。虽然极度贫困和根深蒂固的历史仇恨会激起并维持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但是用精英对政治经济权力的追求来解释暴力行动的诱因可能更有价值。可以肯定的是，诸如一个国家的人口统计、社会构成和发展水平等其他因素肯定会影响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过程和走向，但纠正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国家镇压和有组织犯罪行为根源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更完善地理解国内政治和精英之间的原始竞争。虽然聚焦现有的权力关系可能会对某些人构成威胁，但制定战略以长期制止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