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对“蒋政权”的想象可以休矣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锐】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关于台湾史政机构所藏民国史档案解读的文章在网络上颇为流行。其实以笔者的经验，倒不认为此乃蔡英文政权有意开放国民党“黑材料”来让世人研究，因为一直以来，不少历史研究者都在呼吁将史料数位化，以便检索。但这次网络舆情的意义在于，许多不以历史研究为业的人民群众，开始对这批档案感兴趣，以此作为认识、评价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素材。这是一个好现象。

自然，肯定会有所谓专业研究者声称，这些网络文章没有“史学规范”、转发与评论者未曾经过“史学训练”，因此不客观、不全面云云。但不要忘记了，中国近代史这一门类在现代中国之所以流行，离不开具体的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斗争，它绝非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士大夫之学”，而是与人们通过认识过去来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息息相关。

像胡绳、刘大年、陈旭麓，包括笔者的太老师章开沅先生，他们之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离不开他们在革命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工作，这些经历既赋予了他们认识历史的一种亲历感，又能比较深刻的把握近代中国的基本症结。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几位老先生在青年时代大概很缺乏高高在上的“学人范”，也没有什么海外访学、结交著名“学人”的机会，但恰恰是他们，堪称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因此，焉能轻易瞧不起在当代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历史写作。

胡绳

所以，对于最近的这一思潮，就不应忽视其意义。过去十余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国内外环境，在学术研究与大众思潮方面，对蒋介石政权的认识呈现出一种颇为怪异的现象。不少人将其视为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可能性，将这个政权里的各色人等视为难能可贵的时代精英，甚至对这个政权所遗留下来的文物、建筑、服饰都抱以一种美学上的爱慕。其实对历史上的政权有一些美好的想象本身并无问题。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的历史功绩完全可以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切入点。

此外，包括一些著名政治家，如子产、曹操、王导、王安石、张居正，也可以作为评价历代政治得失的重要参考。但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蒋政权之失败有目共睹，不说别的，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就对其政治与经济状况大肆抨击，深感绝望。要想怀想古昔，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值得人们纪念、追思的史事了，为何非要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立在对这样一个政权及其代表人物的臆想之上呢?这是否称得上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短歌行》，王安石与张居正的奏疏，岂不比蒋公冗长的讲话稿、浩如烟海的日记，更文采飞扬，启人心智?

当代一些为蒋政权做历史辩护的人或许会说，蒋介石及其周围的政客，至少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好。就这个观点本身来说，其标准或许太低了，因为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十分盛行，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基本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共识。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除了一些遗老、汉奸与买办，有几个人没有民族主义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网络文章，恰恰重点揭示了1930年代蒋介石处理“九一八”事变、《何梅协定》、总体对日方针等问题上的妥协与绥靖倾向。这是对蒋介石是否还称得上是民族主义者的一个有力质疑。

蒋介石与宋美龄

即便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亲信有心救国，但这些史事至少表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能力”与国家治理水平实在不高。众所周知，南京国民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基本局限在江浙一带，其他地区鞭长莫及。在政治集团的组成方面，除了追随蒋介石起家的革命新贵，就是与英美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关系极强的新式“精英”，以及作为士绅支配之延续的原北洋政权中的成员，这一组合本身就十分缺乏民众基础。加上“四一二”清党，把国民党内本来就为数不多有有志青年排除殆尽，致使政治风气大为败坏。蒋介石本人倒是有心刷新政治，他特意把江宁等地作为“自治实验县”。但据张朋园先生的研究，此举最终弄得不伦不类，饱受诟病，丝毫无助于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能力之提升。

犹有进者，一些带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色彩的史论强调，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国民党也深受苏联影响，将后者的组织模式借用过来，因此在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共无甚差别。但这样的观点或许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群众路线，让党员干部与群众相结合，为广大穷人谋幸福。在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中，反对官僚主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警惕党员干部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这两点鲜明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长时间内极大程度上避免苏联统治集团所表现出来的官僚化、权贵化倾向，这一点不少具有比较视野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已有详尽论证。

就此而言，虽然国共具有一些共同的组织特征，但在政治原则与政治路线方面，国共之间的差距不啻天壤。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长期坚持“反共”立场的徐复观，1940年代曾是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观察员，他在给蒋介石写的报告中，也承认中共与农民十分亲近、政治风气平等、组织效率极高。今人可以执拗地认为斯诺这样的国际左翼作家对中共有“溢美之辞”，但徐复观秉此立场却也如是认为，实在值得人们深思。

还有一种论调，认为蒋政权只是“生不逢时”，如果给它更多的时间，中国一样也能被治理好。严格意义上讲，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历史片段来回应这一观点。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无以复加，中国作为战胜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也较为理想，按理说，国民政府有充分的机会让中国摆脱困境。但事实却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在沦陷区大搞腐败，“五子登科”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短暂的好感瞬间烟消云散。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权急忙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大开中美自由贸易的大门。如此一来，好不容易在战时有一定基础，但还在成长阶段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必须立即与发达国家短兵相接，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所谓市场逻辑的牵引下，许多战时以制造高端技术产品为旨归的工厂，此刻只能大批量生产简单低技术含量产品。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人为扩大了机械进口的幅度，这更不利于扶持本国的装备制造业。如果说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那么蒋介石政权为了延续统治，却主动自降身价，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下游环节。何谓“下游环节”，只须看看冷战时期的中南美洲与菲律宾便知。读史贵能见微知著，这样的假设实在经不起仔细推敲。

其实笔者相信，世之博雅君子多矣，怎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明白。或许关键之处在于，思考历史的切入点，或者用一个较为传统的名词，是政治(或阶级)立场，决定了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如果说要认识民国的话，那么必须要问，我们想认识是谁的民国?是蒋介石、宋美龄、胡适、张嘉璈的民国，还是鲁迅、蔡和森、恽代英、方志敏的民国?是燕京大学里出身豪门世家的少爷小姐的民国，还是饱受战乱天灾流离失所的广大贫民的民国?如果说1930年代的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化”的象征，那么当人们想起这个时期的上海，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在百乐门纸醉金迷的公子哥、阔太太，还是如饥似渴阅读左翼文学的进步青年?是住在租界里趾高气昂的洋人与买办，还是在“两湾一宅”棚户区里饥寒交迫的流民?凡此种种，与其说是阅读史料侧重点的不同，不如说是基于当下自我身份定位而透露的历史与文化想象之别。

民国上海街景

或许有人会说，蒋介石政权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它至少对知识分子很“好”，至少那时有思想与言论“自由”，所以它体现了“文明”。许多以“实证研究”名义出现的历史书写，说穿了都是在不断想方设法“证成”这一点。在这里，必须界定何谓“好”。不错，在那一时期留洋精英自然地位很高，受人仰慕，但不要忘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出国留学的一般非富即贵。钱钟书之所以是钱钟书，离不开他父亲乃身为地方名流、家中富于资财的钱基博。许多平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生计艰难，工作往往朝不保夕。不少民国文化人的日记都详尽记载了自己如何为衣食生计奔波。在大学里面，“毕业即失业”也成为家境一般的大学生时常担忧之事，因为许多工作职位，都被有关系、有权力的家庭走后门占据了。

就像大名鼎鼎的陈寅恪，他之所以在海外没拿任何学位却能进入清华大学教书，与他的家世，特别是他父亲陈三立和梁启超的深厚交情极为相关。今人时常幻想的所谓“宪政先驱”张君劢，大哥张嘉保是沪上著名实业家，四弟张嘉璈乃著名银行家。这样的家庭背景，这样的家族利益网络，能指望张君劢真正服膺追求平等政治的社会主义吗?在他的“宪政”构想里，广大平民老百姓有多少参与的机会呢?试想一下，今天广大莘莘学子，如若真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在求职之时周围尽是陈寅恪、钱钟书这样出身的人，还能有多少生存的希望呢?就此而言，它究竟“好”在哪里?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杜甫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建立在社会经济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那还叫文明吗?

再看所谓“自由”。“四一二”期间，蒋介石对共产党与左翼人士大肆屠杀，毫无尊重政治自由的风范。被今人想象为素怀“兼容并包”主张的蔡元培，更是极力奉劝蒋氏对共产党大开杀戒，而在这期间被杀害的陈延年，就是蔡元培当年北大同事陈独秀的儿子。据周谷城回忆，1930年代他和鼓吹美式“民主政治”的胡适就“封建”问题展开讨论，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得知周谷城要向胡适叫板，立即不让刊登其文章，因为怕得罪胡适。在这种学阀支配思想界的环境里，又有什么真正的言论自由?更不用说胡适为了树立自己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极力排挤、打压与自己观点绝异的章太炎门生，傅斯年秉承胡适之意在北大驱逐朱希祖，胡适利用北大文学院院长的特权解聘马裕藻，这些行为，哪有半点尊重学术自由的影子?蒙文通深谙经学与古史，其成果在今天被视为典范，可就因为在北大任教期间未去胡适家里登门拜访，以示屈从，便被不再续聘。胡适的霸道于此可见一斑。而胡适当时除了身为学阀，更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成为替蒋政权装点门面的主要人物。他之所以名声在外，离不开国内外政治势力的撑腰。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

当然，笔者并非强调这段时期的历史不值得研究，只是想说明，这次网络舆情进一步凸显了过去那种不切实际的民国想象害莫大焉。民国史当然值得研究，史料更是要尽可能的详尽爬梳，但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与价值立场，恐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用一种崇敬的、好古的、怀念的立场去进行。一个比较恰当的思路，或许是将其作为一个鲜活的历史反面教材，去研究这段历史能提供今人怎样的教训，让我们的政治避免“国民党化”，社会避免“士绅化”、“贵族化”。深入分析“蒋政权”的兴起与衰亡，或许更能让我们珍视这70年来中国政治与经济实践中真正珍贵的历史遗产，使之成为我们构想未来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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