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心了：Facebook早期投资人罗杰·麦纳密著书抨击互联网产业乱象
罗杰·麦纳密（Roger McNamee）是一名美国基金经理、风险投资人，曾投资过艺电（EA）、Sybace、棕榈（Palm Inc）和脸书等知名企业。2004年，他与波诺及其他一些人共同创立了Elevation Partners这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他日前出版了《“扎”心了：警惕脸书灾难》（Zucked: Waking Up to the Facebook Catastrophe，书名zucked有双关语成分，由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名字而来，又与fucked谐音，意为“真是见鬼了”——译注）一书。
《观察家报》：你与脸书有怎样的过往？
罗杰·麦纳密：自1982年以来我就在做科技领域的投资，直至最近都对技术保持乐观。我初见马克·扎克伯格是在2006年，他那时22岁，而我已经50岁了。甚至于在当时我就已经认为，脸书将与那时的谷歌一样成功，乃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且这种成功还不是一般级别的。他打破了历史上两大曾对以网络为基础的公司构成制约的教条：首先他要求真实的身份，其次他提供了对隐私的真正控制。
我认为这代表着一项相当惊人的成功。所以我面见了他，在他开口前我就告诉他说，我怕有人抢先下手买了你的公司，他们会为此支付10亿美元，并且人人都会劝你接受这笔买卖。我向他表示，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的梦想，那我希望你能给他们一个否定的答复，总之你自己看着办。结果表明，他来见我的理由正好就是有一家公司打算以10亿美元收购脸书，且人人都劝他接受。
他打算物色一个首席运营官，我向他推荐了雪莉·桑德伯格，并说服了她与马克会面。他接着说服了她加入公司，并组建起一支团队。
《观察家报》：你第一次意识到事情正朝不利的方向变化是在什么时候？
罗杰·麦纳密：2016年1月，我注意到有大量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选战相关的虚假脸书社群。他们传播的东西基本是不准确的，且有厌女嫌疑，属于虚假信息。
一个月之后，我看到有报道说脸书驱赶了一家公司，理由是其使用广告工具来收集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感兴趣者的信息，并将之售予公安部门。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最后，我找到了马克和雪莉，给他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在里面我提出：算法和商业模式都出了系统性的问题，纵容了不法分子伤害无辜民众。他们很有礼貌地回应了我，但表示在他们看来我所观察到的只是个案，且他们已经着手进行了处理。
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下决心要亲自去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找到了谷歌的设计伦理学家崔斯坦·哈里斯，他有一个名为“大脑劫持”（brain hacking）的概念，发明此概念是为了刻画互联网平台所使用的规劝性（persuasive）技术，此技术令平台可以塑造其产品用户的心智习性。这些习性久而久之将令人上瘾，进而使用户较易受到操纵。
灵光一闪之下，我当即就看清了它对美国选举以及英国退欧所发挥的潜在影响力。
《“扎”心了》
《观察家报》：这本书是否是那些努力的集大成？
罗杰·麦纳密：不，这不过是第二步。这种状态维持了好一阵，随后来了个大爆发，《观察家报》和卡罗尔·卡德瓦拉德把剑桥分析的内幕抖了出来，这几乎改变了一切。
我们早已敲响警钟，但真正击中每个人痛处的还是隐私问题，它改变了一切。
此时我开始写这本书，理念很简单：你能做的无非就是召集一支小团队并且四处与其它小团体会面。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拓宽信息渠道的办法。我试图做的，就是用我个人的故事去帮助人们理解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话，当新闻接二连三地涌来的时候，他们也能有自己的解读。
我的基本思路是，这不是个科技故事。也不是个商业故事。这是每个人的故事。我们正面临一场灾难，并且我们未必能找到合适的词藻来形容它，因为脸书和谷歌所创造的商业模式是某种我们之前不曾见过的东西。
商家透过操纵注意力来诱使你在他们的服务上花费更多时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对社会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商业模式。它对使用者的精神健康相当不利。它对民主极为有害。它彻底摧毁了隐私感，且压制了美国的企业家才能，因为这些公司从本质上讲是这样的：它们在某一时刻看中了某个产业，随后就把它搅乱，但毁掉旧事物以后又未能提供价值相等的替代品。
《观察家报》：脸书内部人士对这本书作何反应？
罗杰·麦纳密：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是，2017年2月以来没有一个脸书的人跟我联系过。自2000年以来我就与雪莉熟识，她可能属于你能遇见的执行官里面最有政治头脑、才能特别超群的那一拨。我注意到他们对批评基本不加回应，这种做法有些令人震惊。面对批评时的封闭心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各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是系统性的，牵涉到一套对投资者十分有利但却伤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商业模式。若看不见息事宁人对公司来说并非长久之策，他们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这样会令世界各国政府在无可奈何之下实行高压管控。
《观察家报》：问题到底是出在脸书身上，还是出在马克·扎克伯格身上？
罗杰·麦纳密：
问题远远超出了脸书本身。它牵涉到整个互联网平台产业，马克只是诸多参与者中的两大成功案例之一。
某种文化模式从2003年左右开始侵染硅谷——正好是脸书和领英开张的时间点——并且它有一条特定的来路。
1950年至2003年间，硅谷起先专注于空间项目，之后则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主。这些东西所营造的文化乃是高度理想化的：用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技术使用者赋权，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史蒂夫·乔布斯曾有一著名论断，即他的电脑是人类头脑的自行车（bicycles for the mind）。
谷歌和脸书的问题在于，他们试图在许多生命的核心活动中取代人类。思考一下他们对人工智能所做的一切，不难发现有三个与之相关的、特别能赚钱的市场：摆脱白领工作；告诉人们如何透过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贬义词，指算法推荐之下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推送有混淆视听之嫌——译注）来思考——那就是脸书所做的；最后则是通过推荐引擎来告诉人们应该享受和消费些什么。
任何企图列举足以塑造我们之所是的东西的清单，都难免包含上述三大要素。我们的工作、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以及我们所享受的，乃是使我们成其为人的组成部分。取消它们并将之托付给一台电脑，在我看来不啻是滑向了“人类头脑的自行车”的反面。
脸书总部所在地
《观察家报》：你是否有构想过某种版本的历史，在其中我们不至于落到这一境地？
罗杰·麦纳密：
脸书一路成长而来的那种文化具有高度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色彩，它的首个投资人皮特·泰尔就服膺这一哲学，其它一些人称“PayPal黑帮”（2002年PayPal被eBay收购后，一群理念相近的老员工依旧保持紧密联系并以该昵称自诩，皮特·泰尔是其魁首之一——译注）的成员也是如此。
这群人几乎是白手起家并且亲手把公司一步一步拉扯大的。他们的眼光很独到，经营公司的理念具有革命性，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挑战就在于，他们和前几代的硅谷人有着很不一样的哲学。他们认为乱局（disruption）是完全合理的，理由是你除了对自己负责以外并不需要为其他任何人负责，鉴于此，你也不需要为自身行为所引致的一系列后果负责。
这套哲学在他们的公司里几乎深入骨髓，其理念是你可以有一个目标——就脸书而言，是以一个网络连接整个世界——且这个目标极具重要性，足以为一切通达它的必要手段作辩护。
《观察家报》：你曾经说英国退欧是一声警钟。此话怎讲？
罗杰·麦纳密：我留意到了一种自己之前从未见到过的不对称性，广告竟然能起如此大的作用。为了控制注意力，你会想要诉诸崔斯坦·哈里斯所谓的“蜥蜴大脑”（the lizard brain），即那些煽动愤怒和恐惧的东西、一些本质上可以营造一种奖赏感的东西。一旦你把这些东西加入到广告里，那将对民主造成极大的实质性损害。转眼间，中立的中间派观点在脸书上没什么人注意了，极端的、充满情绪的观点则无处不在。
有证据表明，在美国，特朗普选举团队花费的每一美元所带来的信息传达有效性（effective reach per dollar）比希拉里团队要高出17倍，这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就英国退欧而言，鉴于其结果令人震惊，我不得不扪心自问：脸书在其中是否有扮演什么角色？显然，脸书向来都是选举宣传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清楚的一点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指特朗普团队的宣传），你获得的是高度情绪化的信息，在后一情况下（指希拉里团队的宣传）则是中立的信息。这是对该问题的最好测试。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因此也不知道答案。但我脑海中浮现的假设结合我在其它方面之所见的脉络，确实令我有警钟长鸣之感。
《观察家报》：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你是否看见脸书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了改变？
罗杰·麦纳密：崔斯坦和我都尽力以一种让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把自己的见解传达给脸书里的人。在这个过程持续进行了两年之后，我对脸书里究竟有没有人具备在其内部掀起那些变革的能力表示怀疑。
我担心的是，如今我们可能处在一个仅有外部压力才能促成变革的关头上，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使用这些产品的人们所需要扮演的角色，他们可以撤回部分或全部的注意力，并对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迫使其实施规制性的改革。
《观察家报》：扎克伯格曾主张，脸书的弊端就是互联网本身的弊端。你认为这种看法对吗？
罗杰·麦纳密：不对。chutzpah（源自希伯来语，没有确切的汉译，形容一种介于厚颜无耻和不拘小节之间的尴尬状态，没有贬义——译注）这个词有一个古老的定义：一个杀了自家父母的孩子以自己是孤儿为由乞求法庭开恩。这就是我们眼下谈到的东西。互联网之所以是这般样貌，无非是因为谷歌和脸书把它打造成了这个样子。拜马克所赐，脸书依照其自身的那套标准来看乃是异常成功的，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那套标准只不过是脸书自家的。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