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被拘案”陷罗生门：这次刷屏后还会反转吗
电影《后会无期》里有句台词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仍过不好这一生。在“后真相时代”，见过很多“反转”，却仍逃不过“错信”这道坑，大概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境遇。
你认或不认，这年头，真相都挺奢侈的。就像卡路里是火箭少女的天敌那样，真相不够用成了我们脸部的天敌（频繁打脸）。
“刷屏过后多反转”如今几乎成了铁律，以至于网帖不“反转”下都不好意思刷屏。柯南老师的名言“真相只有一个”，也总被现实补上后半句——“但长得像真相的远不止一个”。到头来，摸着被打痛的脸说一声“真香”，成了我们为轻信而不断交出的学费。
福州男子赵宇“制止侵害被拘”案，扑朔迷离的进展，似乎又预示了这种可能。
据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一段涉嫌施暴者李某和当事女子邹女士的录音对话显示，二人说法有巨大出入，事件关键细节现罗生门。李某自称当晚与邹女士吃饭，在夜总会唱K后送她回家，受邀请上楼，怀疑遭遇“仙人跳”，邹女士曾拨电话叫赵宇“配合”，但这遭到赵宇与邹女士否认。而事发楼道内设备则已损坏，无从还原经过。
这显然只是一面之词。在李某此前还曾矢口否认动粗，辩解自己“站在门口玩”的情况下，其真实性自然得打个问号。只不过，之前处在“缺席状态”的涉嫌施暴者李某的说辞，让事件有了更平衡的呈现，也可能会让此前被赵宇、邹女士两方说法的“首曝诱导效应”带着走的舆论风向微幅扭转。
这倒不是说，现在这事已经反转了，而是说，此事在事实认定上又多了些不确定性；这也不是为谁洗白，只是想指出，很多事件的走向可能就寓于细节之中。
“制止施暴被拘案”有反转的可能吗？
美国专栏作家格拉德维尔曾指出，某个事件、现象能引爆舆论，往往离不开三大法则——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将赵宇案引发的高关注度置于该框架下解读，那附着力因素就是起初传出的“见义勇为被刑拘，强奸未遂打麻将”的戏剧性情节，这反差巨大的对比确实够刺激眼球，而环境威力因素则是社会心理层面对“好人没好报”的接受无能。
正因如此，在赵宇的微博“鸣冤”将此事带入公共视线后，公众就顺着朴素正义感，生出对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好报的唏嘘、对当地警方办案公平性的追问、对正当防卫适用条件过于苛刻的质疑。
这些情绪发乎人之常情，但它立足的“见义勇为被刑拘，强奸未遂打麻将”事实，目前主要是媒体和公众根据赵宇、邹女士的说法及检方“不批捕”决定梳理出来的。在视频监控缺位的情况下，整个真相拼图还少了“涉嫌施暴者的说法”这个拼块。
正如微博上有人分析的，这起事件其实涉及两块：李某是否涉嫌强奸或殴打邹女士；赵宇是否是见义勇为。这两点的认定并不复杂：无论邹女士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李某曾未经同意强迫其进行性行为，即便意图未得逞，那也涉嫌强奸未遂；只要赵宇是在制止施暴，就算制止的不是强奸行为只是拳脚纠纷，说其见义勇为就大体不谬。
在这两点上，赵宇、邹女士与李某的“各表一枝”，留下了很多疑问：
按邹女士说法，李某在强行送人上楼后，意欲逼其发生性行为，甚至拉其出去过夜，她不从后就对其施暴还踹坏了门；李某的说辞则与之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受到引诱后对方又临时反悔，背后还有对方设下的陷阱，意思就是自己并非无故加害的施暴者，还是差点入坑的受害者。孰是孰非，还难断言，但门被踹坏等细节却是可循迹调查的线索。
按李某的单方说法，赵宇和邹女士是合伙“挖坑”，二者期间还打过电话；但按赵宇和邹女士说法，他俩只是上下楼邻居，邹女士当时所拨电话并非赵宇的。考虑到赵宇的前军人身份、妻子正处孕期等背景，说他跟邻居埋下“仙人跳”骗局，并不符合很多人的经验化判断。这里还需细究的，是赵宇是否确实是在李某有施暴行为时出手相助。
在网上，有些人揣测，李某可能并非入室强奸，而是因前半程的“社交序曲”误判了后半程对方意愿，他与邹女士的冲突起于误会而非蓄意作歹；而赵宇也误以为李某是要强奸作歹，所以路见不平……也就是说，整起事件误会重重。
纵然如此，也不宜用复杂的社会情境带入模糊基本的是非判断：是否涉嫌强奸，跟女方的社会身份与此前的角色交叉无关，主要取决于有无强迫发生性行为等情节；只要是有暴力情节，加以制止都符合社会公义，也值得鼓励。
▲当事人赵宇接受媒体采访。
“给真相一点时间”也是为了正义
在该事件中，公众基于有限信息生出的不平、不忿情绪无需被苛责。由个案牵出对见义勇为责任豁免原则的“知识普及”，对办案机关羁押权的讨论，也颇具公共价值。
只不过，“无真相则无正义”，依旧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消费者的应有认知。就此事看，李某当时的“施暴”情节与具体动机，赵宇动手时李某有无在“施暴”，这些细节的廓清，对事件定性有着几乎决定性的作用。
都说讼听两造、兼听则明，眼下真相仍未完全明朗，公众不宜臆断先行。当地仍在调查，我们也不妨多些克制和耐心，给真相一点时间。
平心而论，“给真相一点时间”也算是陈词滥调了。此前在武汉面馆砍头、榆林产妇坠楼等事件中，针对“事实”的一波三折，我们就曾呼吁：很多时候，对于真相未明的悲剧，节制我们旺盛的表达欲，就是最好的表达；而确定性的事实，也该是公众表达应有的基础。
但纵是陈词，也未必过时；纵是滥调，也未必无用。在“一言不合就互撕”勾画出的共识匮乏语境中，许多常识依旧有着被重申的必要。像“事实是下断论的基本依据”，就该被不断重申——只要“反转”情形不消退。
这并非苛求式的责任捆绑：在很多动辄聚讼纷纭的公共事件面前，在KPI压力面前，克制表达欲确实并不容易。但在真相仍存疑的情况下，过早地为“不确定的那部分”定性，那很可能会“被打脸”和信誉透支中，为误导舆情“歪楼”买单。
说白了，对这起“制止施暴被拘案”，绝非所有讨论都无意义，但对存疑处还是多些兼听、慎下断论。讨论见义勇为责任豁免、正当防卫适用范围，都是为了正义；而对部分各执一词的细节先留有余地，“给真相一点时间”，也是为了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