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张洪彬：这些书读来深受启发
本文原题《2018年读过的最受启发的历史著作》，现题为编者所拟。
1.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五四运动（狭义的和广义的）作为一个已经红了半个多世纪的史学命题，相关研究文献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可能并非虚夸。且不说每十年、每五年甚至每年产生的大量陈词滥调让人望而生厌，即便是诸多学术期刊中的相关研究论文也已经让人很难有读下去的欲望。可以说，关于五四运动的阐发已经严重过剩而沦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典型案例了。但是你真要问问，中国与欧战和巴黎和会的纠葛是怎么一回事，中日“二十一条”与欧战什么关系，“北洋军阀”是怎样“卖国”的，国人对巴黎和会有怎样的期待，巴黎和会为什么不支持中国的诉求，北京的学生是怎样获悉巴黎的交涉进展的，所谓皖系、直系、研究系以及广州政府等政治势力如何对待外交交涉和学生运动，大部分的人（即便是近代史从业者）是讲不清楚的，很不幸的是，笔者也是其中一员。拜读邓野先生所著《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许多疑惑获得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在阅读过程中甚至找到了欲罢不能又不忍一口气读完的美妙感受。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不同于以往研究受限于政治史、外交史的畛域，该书把“内政”与“外交”结合起来讲，尤其着力于1919年上半年举行的两个“和会”，一是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一是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会。这样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治史者常见的窘境是，一方面泛泛地说内政与外交互为因果，另一方面却说不清楚内政与外交如何相互影响。
第二，内外兼治已是不易，何况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政治利益、实力和合法性都高度分化，你方唱罢我登场，头面人物走马灯地换而且对内政外交确实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成了对北洋时期开展史学研究的一大难点。如想把这段历史讲清楚，对作者的复线叙事技巧的要求是极高的，而此书的复线叙事是相当成功的，值得治史者反复揣摩。
第三，该书完全摆脱了爱国/卖国这类道德评价标签，“用利益解剖政治”，设身处地去理解历史人物、政治势力的处境和利害得失，于是我们在所谓“北洋政府”内部看到了“文治总统”徐世昌与安福国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于是我们看到了怕背上“卖国贼”骂名而一心甩锅的代理总理龚心湛、外交总长陆徵祥，于是我们看到了南方政客热心鼓励北洋治下各地的罢课罢市，唯恐天下不乱，同时却竭力抑制自己治下的罢课罢市运动，称号召抵制日货的学生为“匪徒”“乱民”。
第四，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动机的揣测非常精彩，印象最深的是没有枪杆子的文治总统徐世昌在1919年6月面临内外两个和会都破产的被动局面如何以退为进，通过引咎辞职换来挽留和支持，从而换来政治主动，即要挽留他继续担任总统，必须支持签署对德和约，必须支持重开南北会议。作者认为，徐世昌的辞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略。对徐世昌的动机的揣摩主要出自作者的洞察和分析，作者做出判断的根据之一是徐世昌当天日记中对辞职一事只字不提。表面上看来这样的判断太过大胆，似乎不够严谨，但是加上作者对徐世昌性格的分析，这种判断是令人信服的。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证据链断裂的地方，史家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是分得出高下的。
2.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许多治史者的共同梦想是把具体的人事变迁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从而既可以很好地解释具体的历史变迁，又可以观照广阔的历史画卷。越来越多人体会到，如果不能从全球贸易体系的角度来看则很难理解马戛尔尼使华、鸦片战争以及近代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果不了解苏俄和日本的近代史则很难理解近代中国的许多关键转折；1945年后的中国史如果不放置到冷战的大格局下来看更是根本无法理解。
然而，这一理想对许多人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第一，这一方面要求治史者对中国史的论题、材料、研究现状有很好的把握，同时要求治史者有相当程度的世界史、外国史的功底，而世界史、外国史并不是一个有待学习的固定的知识存量，而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领域，因此对世界史和外国史的了解并不是靠几本教材或名著可以解决的，所以要把中国放置到“合适”的世界史背景中去，对世界史功底的要求其实是相当高的。第二，即便是聚焦于中国相关的世界史和外国史，外语学习和资料搜集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欧美许多名校培养博士生，往往有形形色色的基金资助学生到研究对象的国度去学习语言、搜集资料，类似于此的基金在中国仍是相当匮乏的，外语学习和资料搜集受限严重，要获得本国之外的资料信息是相当困难的，互联网的发展只是部分缓解了这个困境。但沈志华教授同时克服了如上困境。出身高干家庭的他对共和国史不仅有兴趣，而且有体验；依靠经商所得搜集到的大量苏联档案使他有充分的一手俄文材料；早年教育背景使他具备俄文阅读能力；长期的中苏关系史研究、冷战史研究使他能够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观照中国。这些优势使得他能把中国历史放置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
3.：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高申鹏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史家未必是时代最卓越的人士，生活阅历也未必丰富，研究的对象却通常是时代的弄潮儿，有人自然会质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此诚为史家需要时时自问的问题。不过，好在历史学往往是研究死人的，历史人物生前来不及看见的历史结果和影响，后世的史家可以看到，历史人物生前看不到的他人日记、书信、档案等材料，后世的史家可以看到。借助这些信息优势，后世的史家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与研究对象的段位差距。后世史家相对于研究对象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而不用带入太多情绪、偏见、立场和利害得失，这使得后世史家能更持平地考虑多重因素，从而能较好地解释历史因果。近代史研究者却往往不占有这些优势，尤其是研究非常近的历史，尘埃尚未落定，没有人说得清事情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而且研究者本身的命运和得失往往还在近代史的影响之下，很难获得一个合理的观察距离，这使得许多近代史著作很容易被时间淘汰，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被认为有阅读价值的则堪称经典，比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再如傅高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4．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这本书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情况很相似。该书初版于1977年，毛泽东去世才几个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990、1992年出版的中译本均译自1986年的英文第二版。英文第三版出版于1990年版，中译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题为：《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也是美国学者，在毛泽东时代写作该书时无法到中国大陆搜集资料，依靠的材料主要是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人民日报》等官方材料。在原始文献极度匮乏的状况下，迈斯纳写作了这本名著，此后又于1986、1999年两次修订出版。该书面世距今已经40年，仍然是理解毛泽东时代不能绕过的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