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在回顾过往悲剧惨祸时，往往在无助彷徨中不自觉地做出归因，习惯性地寻求以异常解读荒诞。面对纳粹靠血腥屠杀在历史上从下而上铺垒出的血肉京观，公众舆论希望能够在这些惨绝人寰罪行的主谋身上，一丝一缕地剖析出全方位的疯狂和病态，来解释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荒诞惨剧。然而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却以一个从上而下的角度，从侧面穿透了对纳粹的历史记忆。这个前所未有的突破点，已不再是前线血肉横飞的战场，幕后疑难诡谲的政局，而是一个历史学家鲜有驻足、社会学家未及介入的领域——家庭，从看似普通的追忆中构建纳粹那段被血海浸透的罪孽过往。
用孩子的眼光解构家庭，还原纳粹人物，凸显他们在“家庭”这人生另一面的形象与后代认知，正是《纳粹的孩子们》一书的意旨所在，也正是最能给读者造成震撼的地方。作者用八个纳粹骨干头目家庭后代的故事，串联出了一部纳粹分子在人们战后印象中的社会史。这些纳粹的孩子在二次大战时期年纪尚小，无力理解周遭发生的非常事态，原本只知道他们父辈人格中面向家庭的一面，直到战后才接触到另一面惨痛的真相。这些纳粹后代的迷茫与彷徨、反思与自省，他们言行意志的区别、矛盾与争执，都显现出父辈的纳粹过往给他们留下的印记，以及这个痕迹在战后世界所折射出的特殊光影。
诚如作者所言，纳粹子女都继承了同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们的父母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民众，他们所背负的名字永远盖上了可耻的烙印。但他们关于父辈的记忆随着战争结束而割裂，对过往的认识也随之走向分野。党卫队与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的掌上明珠“小娃娃”哥德伦·希姆莱，与“纳粹帝国的尼禄皇帝”戈林视若珍宝的“小公主”艾妲·戈林，正是纳粹时代体制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代表。父母的照顾无微不至，教父、“亲爱的叔叔”希特勒关怀有加，纳粹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财富都在向这群少不经事的儿童倾斜。对他们而言，父亲正是供给他们幸福与特权的纳粹政权的缩影，缅怀父亲跟服膺、提倡及倡导纳粹思想是同一回事，成为他们终其一生难以越过的思想藩篱。人类常识中的“良知”这类概念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脑中的一切，都是伴随着纳粹时代而产生的；记忆中一切美好的东西——美食、洋装、玩具、游乐园……都与纳粹政权紧紧挂钩。她们在余生中坚持自己的父辈“无罪”，将责任归咎于希特勒这一“首恶”的独断专行，混迹于极右翼人脉圈子，始终生活在对纳粹的缅怀与对父亲的“爱”之中，无力自拔。
相较于前者，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之子则生活在大相径庭的矛盾境地之中。战时，赫斯一意孤行单机飞赴英国，既使自己在纳粹党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也让家人陷入了蒙羞境地。伴随着德国各地以副元首命名的海报名牌迅速消失，他们的生活待遇也陷入困顿。战时周遭环境的急剧变化，战后赫斯作为战犯进入斯潘道监狱的境遇，使其子对父亲的命运产生了充满主观意愿的解读：在儿子眼中，赫斯成了殉道者、和平使者、纳粹中的圣徒，甚至连其在狱中病死的结局也被看成是盟国的阴谋加害，世界上的一切仿佛都成为围绕自己良善家庭的阴谋。父亲一世坐牢，儿子的命运也在父亲沉重的身影下扭曲变形。
相较于前三位跌宕起伏的人生，“克拉科夫”屠夫汉斯·法郎克之子尼克拉斯·法郎克、“影子元首”马丁·鲍曼之子马丁·阿道夫、奥斯维辛指挥官霍斯后代布莉姬特、施佩尔之子小阿尔贝特·施佩尔、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之子罗尔夫为代表的纷繁人群，则是无数纳粹执行人员与技术官僚后代的命运缩影。他们面对战后世界，愤慨于父辈的“麻木”，认为是“他犯的错成了我们的祖产”（102页），指责父辈浸淫在纳粹意识形态中，任凭希特勒摆布，表示自己与父辈“认识不深”（131页）或者甚至“并不在意”（203页）。然而，在超然的批判态度背后，他们却又似乎与父辈的过往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尼可拉斯与阿道夫以父亲为话题四处讲学，保持着相当的社会影响；布莉姬特承认父亲可能存在不好的一面，但对数百万民众死于集中营的事实始终不以为然；小阿尔贝特·施佩尔继续着建筑工程师的事业，恰如老施佩尔所言“政治生活一切与我无涉，我只是为那些场合提供了一些壮观的背景”——他的子女们将他描述为一个倾力执行工作计划的人，而不愿正视父亲为第三帝国的战争罪行所应负的责任。甚至连宣称对父亲毫无感情，不想了解且丝毫都不在意的罗尔夫，有生之年也始终不愿透露跟这个潜逃拉美三十年的纳粹罪犯会面的讯息，因为自己“不可能背叛父亲”。
这些纳粹后代的故事本就足以让人掩卷深思，而作者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的细致笔触无疑使得这些实例更加鲜活动人。作者生于法国，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法俄混血，多民族的视角给予了作者多维的立场观感，也带来了一般研究者难以企及的感性体验：作者的德国母亲在二十岁时选择独自在法国生活，成为一个法国人；而当作者动笔撰写此书时，母亲的反应却是深深的不解。这种不解，是书中这些纳粹后代矛盾心理的潜在体现，也正是战后德国民众长久回避纳粹历史的思想结果。
在战后初期的盟国阵营，尤其在与德国有着长久对抗历史的法国，德国“全体责任”论一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全体责任”论认为，在纳粹的暴政下，真正敢于抵抗的德国人已经牺牲在阻止独裁与战争的道路上。战后苟活下来的幸存者，多多少少都要为纳粹上台发动暴行承担罪责。1946年10月23日，法国在德占领军最高指挥官柯尼希将军曾在法占区发现的一座万人坑的纪念仪式上郑重发言：“不，德国不能忘却曾主宰这些集中营的极致恐怖。对我们来说，纳粹领导人并非这些灾变的唯一罪人，这一点是不能忘却的。其他的德国人，其他的许多德国人，都曾经支配这些集中营或其他类似的地方。有些人曾经看守着这些如今已化为亡灵的人。另一些人利用着他们，驱使着他们。甚至有些人处决了他们。对于这一惨剧应负责的人，还有那些明明已经知道，那些已经预感到，猜测到，却任由其发生并互相残杀的人。”[Marc HILLEL, L’occupation Française en Allemagne (1945-1949), Balland, 1983, p.250]根据“全体责任”论的逻辑，可以看到：广义上的所谓“纳粹的孩子”，其实不限于像戈培尔的子女那样的纳粹政权殉葬者，也不限于文中那八位高官头目的子嗣，甚至不限于百万纳粹党徒的后代——战后德国的整整一代人，都是饱受希特勒政权毒害的纳粹后裔，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关乎整个德国的未来。
然而，德国战后的历史进程，却使得德国人不但没能展开“全体责任”的思考，甚至连最基本的追究纳粹残党也难以做到。“重建民主的前提是避谈过去”，是战后德国一度流行的理论（210页）。在阿登纳领导的西德，非纳粹化被一句口号终结：“不要问问题，全民建设新国家！”1949年5月23日的西德《基本法》第131条“前公职人员法律地位”给予了纳粹党人改头换面良机：“凡于1945年5月8日任公职之人，包括难民及被放逐者，因公务员规程或俸给规程以外之原因离职，迄今未任职或未就任与其以往地位相当之职位者，其法律地位由联邦立法规定之。”[Éditeur : Bundestag allemand, Traducteur : Christian Autexier, Michel Fromont, Constance Grewe, Olivier Jouanjan, « Loi fondamentale pour la République fédérale d'Allemagne du 23 mai 1949 », Bundesgesetzblatt (Journal Officiel Fédéral), Berlin : Bundestag allemand, p. 50.]大约五万五千名前纳粹官员受益于这一条款得到复职，以至于被后世历史学者专门统称为“131人”（131er）。仓促的终结带来的是历史认知的断层， 整个德国社会面对这段历史沉默近二十年之久。直到1968年11月，在法国“五月风暴”掀起的全欧社会运动浪潮之下，德国青年群起示威，拒绝接受前纳粹党员继续在联邦政府中担任要职。当时，女青年碧雅特•克拉斯菲尔德一掌掴向想要息事宁人的时任联邦总理基辛格，有关父辈这段罪孽过往的沉默禁忌才消散开去（208页）。这一掌，体现了那个时代德国进步青年勇敢面对父辈纳粹时代的决心，与被掩饰的罪恶过往分道扬镳。正是在这样态度的推动下，促成了1970年勃兰特的惊天一跪，宣告了当时德国新一代人对过往罪责的反省。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的惊天一跪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欧洲难民问题的出现和默克尔政府一系列难民政策的出台，德国社会的“右转”倾向再度浮现。右翼党派的强势崛起，对过往历史的反思溯源，再次成了德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关注的重点。2013年德剧《我们的父辈》热播，过往的战争记忆与对先辈的评价再次进入公众视野。2016年，以两名新纳粹与其黑人私生女合租生活为背景的荒诞喜剧《布劳恩一家》在德国流行一时，用辛辣的讽刺反映了青年社会右翼人群在纳粹过往上的偏执片面与自相矛盾。然而，对祖辈历史的迷惘探索以及对青少年倒向右翼的隐忧，无疑正体现了德国社会近年来微妙的变化。战后新一代人对过往历史的坚决态度，正在慢慢被现实中的困境与民粹主义的诱惑侵蚀。诚如书中所述，成就希特勒独裁和纳粹罪恶事业的，正是那些与生俱来便有“两面性”的人：在尸骨累累的屠场另一面，他们是父亲，是家人，是奉命行事官僚，是按部就班的职员，是孩子们眼中熟悉到“不可能犯下如此罪孽”之人。即便到战后证据确凿、罪证累累之时，他们的后代要么大加维护、打造阴谋论；要么难以置信，与之保持距离；鲜有能真正客观看待者。纳粹政权之所以能犯下罄竹难书的罪孽，不是一两个大奸大恶压制操纵下的“茫茫众生”被迫行事所能达成，而是诸多看似“普通”的法西斯拥趸者从各自行动中共同推动所致——苏联1965年的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正是极佳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所挑选的这八个特例，无非是这些“普通法西斯”里的佼佼者而已；真正促成惨剧，需要后代加以深思反省的，正是那些未能深究、难以计数但却共同犯下罪行的所谓“普通纳粹”。正如犹太裔意大利国宝作家普里莫·莱维所言，怪兽确实存在，但他们的数量太少，因此并不至于构成真正的危险；比较危险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的“普通人”（第6页）。就这一点而言，有关“纳粹的孩子们”的话题其实远未结束——对先辈这段罪孽过往的认知，并非一时一代所能彻底完成，即便是当年曾经就此决然表态的德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