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12月，我与两位同学到大西北甘肃省会宁县开展乡村教育的专题调研。会宁县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强县，素有“西北状元县”、“博士之乡”的美誉，同时因陪读现象突出而闻名。会宁县因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还有“不适合人类生存之地”之称。正因为此，当地人在“三苦精神”（家长苦供，教师苦教，学生苦学）的支撑下，塑造了教育界的“宁县现象”，培养了数万名大中专毕业生，以及数千名博士生。
会宁县的陪读现象大约从2005年左右出现，最初主要是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高三学生家长到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由于高三学生学习时间紧张，学校伙食不好，为了腾出学习时间、提高营养状况，一些家长专门在孩子高三时到学校附近租住房屋陪读，保障营养，缓解压力。后来，陪读战线拉长，从高三陪读延伸到从高一开始陪读，从高中陪读扩散到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从陪一个孩子读到陪几个孩子一起读。
全县58万人，县城常住人口13万人。根据当地教育局的粗略统计，其中有数千人至一万人是来自乡村的陪读家长，多为母亲。他们聚居在县城中小学校附近的民房中，专门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二
农民家庭之所以要选择将子女送到城镇上学，并由专人陪读，主要原因并非城镇学校无力满足进城学生的食宿要求，而是家庭主动参与教育竞争的选择。随着国家大力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学校的教育环境大为改善，大量学校得以建设宿舍和食堂，但是在会宁县，存在学校花费几百万建设的宿舍无人或少人居住的情形，学生家长宁可自己在外租破旧的民房，也不愿意让孩子到学校住宽敞的宿舍。原因在于，家长们对于子女的教育寄予厚望，希望家长的深度投入和时刻监督，帮助子女在教育竞争中占据优胜位置。
由于农民家庭缺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赖工农业生产，工农业生产的风险性高，稳定性差，因此农村家长普遍不希望子代进入辛勤且不稳定的工农业领域，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教育考上大学，寻找更加稳定的工作岗位，获得稳定收入和福利保障。
会宁县白村党某47岁，儿子与女儿都是三中的学生，她在三中附近租房陪读。她家有10多亩地，种小麦、胡麻、玉米、大豆、土豆等，辛辛苦苦一年只能挣1万元。丈夫在邻县做水池，130元/天，但是工上的不全，一年在外只能挣2万元。她说，“我们没念过书，让娃娃多念些书，可以少下些苦，我只念到小学二年级，他们爸只念五年级。希望他们能找个好工作······有手艺的挣钱多，没手艺的下的苦多，比如我掌柜的（老公），没手艺，早上6点起床，要做到晚上12点、1点，苦心得很，吃的不好。找个好工作，稳定，不辛苦。”
舒尔茨曾指出，教育是一种投资，人的能力的提高，即人的知识与技能的发展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教育的投资，这就决定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党某的想法清晰地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希望他们能够找个好工作”、“有手艺的挣钱多，没手艺的下的苦多”他们有着强烈的阶层上升的愿望，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就意味着增大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寄希望于子女能够摆脱农民和农民工身份，不再像他们一样吃苦，能够获得稳定而不辛苦的工作，实现这一愿望的唯一途径即是教育。
农村父母将孩子送到城镇就读，就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子代阶层流动成功的概率。当他们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后会倍加珍惜，希望子代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承受学习强度和学习压力。因此，家长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劳动权利，全力支持子代接受更好的教育，通过到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将自己深度卷入到教育中来。即使学校建有宿舍，家长也不愿意孩子吃住在学校，认为学校条件差，比如河镇中心小学花费300多万建设的新宿舍仅有15个孩子住，县一中住校生也不多，每个班仅10多人住校。实际上，大量陪读民房的条件还不如学校宿舍，饮食也非常简单。
三
实际上，陪读是家庭被深度卷入教育领域的一个过程，将会加重了家庭尤其是陪读家长的教育压力。教育压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压力，即家庭经济要完全服务于孩子的城市教育生活，满足孩子进城接受教育的各种物质条件，包括进入城市学校的择校费、城市的生活成本以及其他的消费成本。
1985年出生的邵某是冯村人，有两个娃娃，大女儿8岁，上小学三年级，小儿子4岁半，上幼儿园中班。她从2013年女儿开始上幼儿园起，就将女儿送到河镇陪读。邵某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结婚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她与老公一起去新疆，她在酒店上班，老公则跟随老板在厂子里送货，两人工资加起来只有3000多元，省吃俭用可以存下20000元/年。但是，女儿两岁时，两夫妻都不再外出，邵某留在家中种地带小孩，老公在当地找一些小工做。现在邵某在河镇陪读，老公在邻近乡镇做水暖，一天150元工钱，一年收入仅20000多元，主要花销就在子女的陪读开支上。
中村的郭姐在河镇照顾两个孩子读书，老公在县城废品回收站做事，一年收入30000元左右。他们三母子租住在河镇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日常花费包括房租1600元/年，水电费300元/年，生活费10000元/年，补习费2800元/年。此外还要买书、学习用品、衣服、化妆品、看病等。郭姐在没事的时候会去逛街买点花衣服，孩子嘴馋了会带去吃牛肉面、麻辣烫或者烧鸡，经常会带着孩子逛超市买点水果和饼干。郭姐说，“老公挣了钱打在卡上，放在我手上，我也不敢胡花，能剩一点钱，但是一到过年就没了，基本上没有存的。我们为了让娃娃少下些苦，对娃娃好，必须吃好喝好，穿的烂了，怕别人笑话”。
母亲陪读使得家中的挣钱主体减少，消费主体增加，家庭收入能力下降，家庭内部可积累的经济资本十分有限。虽然有一些母亲会在县城找活干，但是县城的工作机会少，工资低，月工资不足2000元，要找到一份能够兼顾陪读的满意工作比较难。在会宁县陪读的家长们，几乎都表示自己家中几无存款，很多家庭还是借债度日。要想在城里买房留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陪读的母亲们，想象着等到孩子高考之后再去打工，但那时他们已经人过中年。
二是精神压力。家庭陪读过程中形成陪读责任话语，即学生的学习表现好坏与否，并不是学生自己的责任，而是家长是否陪读以及在陪读过程中表现好坏与否的责任。那些家庭条件有限不能陪读的家长，感觉到对不起自己的孩子，认为孩子发展不好就是自己的责任。成功进城陪读的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压力更大。如果孩子学习不好，就会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尽可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安心学习。
刘大姐在城里陪读，大儿子已经顺利考上了南京信息工程学院，小儿子还在上高一。她每天遵循严格的时间表，中午12点必须保证手机静音，以免打扰儿子午休，晚上9点40以后不能大声说话，要给他们腾出安静的时间写作业。对于孩子的考试，“操心得很，娃娃考的不好，人家就会说闲话，说‘你把娃娃转到城里，成绩还不好’，娃娃考不好，我们脸上就无光”。
有的家长在子女临近考试时，比孩子还紧张，日夜睡不好觉。有的家长在高考前一个月，如临大敌，茶饭不思，身体暴瘦。
还有一些家长在子女高考落榜后精神奔溃的情形。百草园乡的一位妇女，2015年高考因为女儿补习只考了200多分，没有考上大学，女儿精神郁闷，不吃不喝，母亲也受了刺激，母女俩在家大喊大叫，变得焦躁胡闹，庄里人担心她们母女出问题，照顾了他们一个多星期。
一些陪读的家长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若陪读时不能管好孩子，得不到一个好结果，会有村民笑话他们无能，因此他们会为子女施压，时刻叮嘱孩子们好好学习。若叮嘱无效，就为他们报辅导班学习，一学期至少700元/人。当地一般家庭有2-3个孩子，若都报辅导班，陪读的成本会高一倍，陪读成本进一步高涨，使得家庭的陪读压力大大增加。
对于家长而言，在当前的教育竞争态势下，为了增加教育竞争获胜的可能性，家长们通过进城陪读的方式增强家庭对于教育的影响力。陪读原本是农村中上层的教育选择和家庭策略，但当陪读成为一种风气之后，就会倒逼下层遵循中上层的选择，想方设法进入陪读的行列。而对于陪读家长而言，他们要经历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痛苦，一方面不断挤压家庭内部资源满足孩子上学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改变自身行为习惯、压抑自身情绪以配合孩子的学习状态。
四
进城陪读使得农村家庭将优质劳动力和经济资本悉数投入到教育中，整个家庭将全家的资源押注在教育上，希望他们能够适时“回本”。因此，家庭对于子代的读书期待特别高。在家长眼中，如果孩子能够考上好大学，在大学毕业后再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能够改变家庭的命运，以此摆脱依靠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
然而，家庭倾其所有的投入具有不确定性，教育竞争存在失败的可能，高考是检验家庭教育投入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一旦高考失败，整个家庭都会陷入绝望，这种绝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上的绝望，即对于希望破灭的绝望，二是经济上的破产，由于家庭将所有资源全部围绕孩子的教育投入，缺乏家庭积累，若没有考上好大学，整个家庭的生计和再生产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每当高考前夕，陪读的家长们都会彻夜难眠，到了放榜的日子，陪读村都是哭声一片，几家欢喜几家愁。
陪读家长理想地认为，不断增加对子代的教育投入，就能够增加子代在教育竞争上的优势地位。陪读是农民家庭基于自身认知做出的选择，由于阶层之间的竞争始终存在，陪读更加加剧了阶层之间竞争的烈度，即在农民还未实现阶层流动之前，不同主体已经意识到教育竞争的重要性，将教育竞争贯穿至教育的各个环节与各个方面。在阶层竞争的底色下，农村家庭陪读引发了家庭之间的非理性竞争，使得家庭教育投入内卷化。
家庭教育投入内卷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家庭进城陪读，从表面上看获得了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但实际上却构成了城市教育结构中的底层，家庭资源被吸纳至教育领域而未获得应有的教育回报。在城市教育模式中，学校教育极度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父母的文化层次对于子女教育的影响力，以及家庭经济水平所能形成的市场教育购买力。因此，在城市就读的教育竞争，不只是个体在学校中的竞争，而是学校、家庭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竞争。尽管农村家庭可以将孩子送到城里陪读，但是由于家庭缺乏文化影响力和市场教育购买力，只能依靠学校教育来发展，因此城乡学生虽然在同一竞争平台，乡村学生依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另一方面，农村家长越是向教育中投入，子代反而越不努力，他们错认为教育是父母的责任，将教育竞争转向生活竞争而非学习竞争，以至于出现“穷人家的富二代”现象。由于农村父母将希望都寄托在子女通过教育改变人生命运上，他们在生活上娇惯子女，生怕吃苦会影响了学习。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在城市里跟人攀比，就会尽量满足他们生活上的要求，比如买名牌衣物，结果反而助长了孩子们在学校的攀比心理，认为父母挣钱非常容易。学校老师反映，现在的农村学生家庭条件一般但要求很高，他们衣着品牌服装，嫌弃老师穿着土气，却不知父母挣钱的不易。有农村学生进城后发现身边同学家境大多较好，看到别人的父母有车，回家后父母嘘寒问暖，还有各种自己没有的新鲜玩意儿，内心感到深受伤害，一蹶不振，放弃学习。
陪读家庭由于缺乏与城市生活的匹配能力，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学校后存在适应性问题，家长们为了促进他们适应城市生活，会通过满足他们弥补心理缺憾，在不知不觉中就将家庭教育目标转化为孩子生活攀比目标，孩子们不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而是将之当做理所当然，最终使得家庭教育投资成为无效投资，家庭陪读的理想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