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权力、瘟疫与恐惧
在美国网飞（Netflix）与韩国导演金成勋合作拍摄的这部融合了历史剧与丧尸剧两种类型的《王国》（kingdom，2019）中，故事开始于外戚赵学洙（柳承龙饰）为了防止世子李苍（朱智勋饰）继位，而在医生的帮助下以一种叫“生死草”的植物把驾崩的老皇帝复活，结果不小心创造出了一个食人血肉的丧尸，尸毒随即传染，在国内引起尸毒瘟疫。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一种虚构，不如说是一个隐喻，并且开出两支：一支涉及普遍性的权力、人性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支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于当下诸多国家政治的某种投射，尤其是对于恐慌与恐惧等手段在现代政治博弈中的使用。这也或许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如此令人似曾相识，且使人着迷的原因。
“权力”和“瘟疫”
在善恶分明的人物设计中，外戚赵学洙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则为了其赵氏一门更久远的长存，即由于其作为王妃的女儿已有身孕，而最终可能出现赵氏为王的机会。因此，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赵学洙首先尸化老皇帝，使其成为傀儡，以令诸侯；再者便是除掉为儒林所寄予厚望的皇位正统继承人世子李苍。而也正是在这一目的下，灾难才降临。所以从一开始，尸毒瘟疫的出现就来源于最顶层的权力系统——尸毒来源于成为丧尸的老皇帝，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便是皇帝之权力的某种病毒性外化。虽然剧中朝代架空，但我们却能通过其中诸多细节发现它借鉴了朝鲜历史上的李氏王朝时期，所以对于传统的封建制度而言，九五之尊的皇帝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
这一点在中国传统关于皇帝的论述中层出不穷，从董仲舒早期对于皇权的神化，到明清两代皇权独裁的进一步深化。皇帝始终都是多重隐喻和符号的汇合点。在《惩罚与规训》中，福柯指出欧洲传统皇权的展现往往通过对于身体的公开惩罚和破坏，以此来表演权力的威慑性和强制性力量。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十分适合东亚圈中的皇权，尤其对于建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李氏朝鲜而言，皇权的扩大在李朝世宗大王时期便已经完成。在韩国2011年的历史剧《树大根深》（뿌리깊은 나무）中，世宗大王背着全国儒林，秘密创造彦文，从而引起信奉程朱理学的儒士不满与抵制，甚至进而秘密结社，企图阻止世宗对汉文的抛弃。
在《树大根深》中，李朝儒士继承着宋代程朱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君与臣共治天下”思想，指出“皇权是花，儒士是根”，应该按照儒家的思想建构出符合“三代”的开明政治体制。在这其中，皇权会遭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希望能够杜绝帝王的完全独裁。《树大根深》中坚持反对彦文的儒士最后都失败了，世宗颁布《训民正音》，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帝王的中央权力。对于传统封建制度而言，这几乎是一个必经过程，中国从春秋到秦汉的所谓“秦汉之变”同样如此。即使是日本，由于其传统历史中幕府的强势，以及晚近诸侯的分裂，才导致随着黑船来临开启的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推迟的中央集权制度化过程，即把曾经分散在诸侯中的权力重新集中到天皇之手，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从而开启了明治的快速发展时代。
在这一过程中，皇权的一步步扩大以及最终成为权力的来源似乎难以避免，因此当黄宗羲在总结明代灭亡教训的《明夷待访录》中，对于皇权无限扩大的批评随处可见。正是由于这样的“政出于一”，才导致皇权一旦出现任何差错，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与国家的动荡。在《王国》中，老皇帝的驾崩是皇权面临的第一个危机，即权力是否能进行平稳地传递；第二便是外戚干政最终直接夺取了原本该传递给世子的权力，导致他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无上权力，因而引起儒林的批判和反抗。而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权力和利益，赵学洙必然以暴力来对反对声进行打击和压制，于是他以霹雳手段铲除朝廷中的异议者，并且追杀世子，希望斩草除根。导致这一混乱的既是赵学洙自身的野心所致，更主要的原因其实是皇权这一不受任何辖制的力量本身所具有的潜在破坏性。赵学洙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以丧尸皇帝作为傀儡，来保障自己权力的长久稳定。但这一控制本身就是难以做到万无一失的。
在《王国》中，老皇帝尸毒的向下——民间社会——传播便暗喻了这一问题。《王国》中把权力、人性和尸毒瘟疫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十分有趣且意味深长的设计，因为在传统话语中，权力和瘟疫在一些时候甚至会共享着某种联系，即人们通过各种隐喻发现了存在于“权力”和“瘟疫”（尸毒）之间的隐秘勾连。人们在权力中看到某种可能导致“疾病”的想象，甚至是它本身有时就被看作一种病毒。在英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的那句经典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是“权力”这一病毒导致了人的腐败，并且有时并非仅仅只是生理上的，更主要的则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腐败，因此它又自然而然的与人性产生联系。在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中，她同样发现了人们在围绕着各种疾病和瘟疫的周围建构起了十分鲜明的权力论述，从到处可见的战争话语到阶级隐喻，以及它在政治领域中的层出不穷，再次展现了“权力”和“疾病”之间的悠久且密切的同构性。
《王国》中，丧尸的老国王咬了医生的徒弟，医院中饥饿的难民分食了他的尸体而感染尸毒，变成丧尸，由此传播开来……当鲁迅写《狂人日记》中提到“吃人”时，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关于传统专制历史和权力暴虐的隐喻，它也是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状况。在剧中，主张食人的永信（金成圭饰）以“为了活下去”为借口，但医女徐菲（裴斗娜饰）则坚持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错误且破坏伦理的，因此拒绝食人。
这一争论本身并无多少新意，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食了有尸毒的尸体，而导致这些饥饿的难民都在夜晚死掉后变成丧尸，似乎就是对他们食人这一行为的直接惩罚。但我们知道，真正在这背后起作用的其实是不受控制的权力这一尸毒，它直接来源于皇帝和外戚赵学洙的权力野心。所以在这里形成一个传染链，而传染得以实现的第一步就是灾民们本身突破了权力原本所建构出的社会伦理和基础，因此这也可以说是“权力尸毒”得以传染开来的主要途径。
在故事的其后我们会反复看到，其中尤其以那些贪生怕死且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满嘴仁义道德顽固教条的贵族作为代表。而那些无辜逃难的灾民，则成了上层权力的牺牲品，因为就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一旦高度集中的权力出现问题，承担其后果的往往是下层无权无势者。他们只是其后众多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倒下的第一块。正如元代诗人张养浩在其《山坡羊.潼山怀古》中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王国》中，“权力坏人心”这一思想反复出现，上从外戚赵学洙，其女儿王妃到下面一县一城的长官和贵族，而普通百姓由于完全没有触及权力的机会而被排除在外，成为板上鱼肉。世子李苍和医女徐菲或许是整部剧中少有的善良之人，尤其在面对“权力”和“尸毒”时都有清晰的认知，从而使得他们成为一片瘟疫之中的保护者。当官员和贵族们开船溜走，留一城的百姓等死时，这段情节不由地让人想到法国作家加缪那部经典的小说《鼠疫》。
在这部小说中，加缪借助“鼠疫”这一象征来揭露人们在面对灾难时所能和所应该作出的选择与努力，其中以里厄医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最为动人。就如加缪在小说中通过人物之口所反复强调的，“如果你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痛苦以后还不去反抗，那你要么疯了，要么瞎了，要么就是个懦夫”。《王国》中的李苍就好像里厄医生，一方面他同样因为自己的世子身份而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就像里厄是医生一样；另一方面，对于由“权力”和“鼠疫”造成的痛苦和不幸的清晰认知，让他们知道要对抗这些灾难的来源。
如《鼠疫》中有医生一样，《王国》中同样有一个叫徐菲的女医生角色，她立志要完成老师（就是以生死草复活了老皇帝，造出尸毒的御医）未能完成的工作——找到解毒的方法。在《王国》中，女性角色十分有限，除了假装怀孕以保住自己位置的王妃，便是这个由韩国女星裴斗娜所扮演的女医师。在传统政治格局中，女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即使那些因某些偶然原因而能够参与其中的——如剧中王妃——在处于权力中心的男性看来，也是十分边缘的。
《王国》中的“权力尸毒”由一群为了权力的男性所制造，但最后解救它的重责却落在了一个无名的女医师身上。在其背后所潜藏的性别与权力的逻辑其实也十分常见，即认为由于传统社会对于男性气质中阳刚、霸道、好斗与汲汲于权力一面的强调，而导致他们常常成为灾难的创造者和世界的毁灭者；而与之相反的女性，由于在传统性别结构中处于边缘，并被强调和顺、温柔、安静与敏感，而使得她们能够避免男性气质中的破坏性元素，成为破碎世界的粘合剂，甚至拯救者。在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的经典《黑暗的左手》中，作者借助书中主人公表达了这一观点，即破坏和战争是男性引起的。
意思是说，传统的霸权性男性气质本身就是极具破坏性的。这一理论在上世纪中旬美国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喧嚣一时，并且在我看来，它其实揭露了一部分的真相，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由于《王国》第二季还未播出，所以我们不知道徐菲最后是否能找出尸毒的解药，但她的这一条线索却是值得注意的。而对于另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王妃而言，她一方面通过把自己“变成”（becoming）“男性”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尤其当她与自己老谋深算的父亲对峙时；另一方面，她则积极地发挥自己作为女性的优势，即通过假怀孕以未来的皇子之母身份登上摄政太后的位置，虽然依旧没有离开父亲的支持和五指山，但却是她自己往最高权力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创造“恐惧”的政治
当赵学洙铲除朝中反对派，且把世子困在北方城中之后，他以百官的名义请求自己的王妃女儿摄政，其实最终使自己获得了最高权力，从而颁布旨意，对抗瘟疫。在其关于瘟疫的旨意中，其实存在着明暗两层意思：明面是为了天下苍生，展现其爱民之心，建立自己的政治声誉；暗面则是把爆发瘟疫的责任推给外逃的李苍世子，以及其他反对派，由此污名对方。而在这里出现的一个最精彩的设计其实是，瘟疫的源头就是他自己通过老皇帝所制造出来的尸毒，但最终让他得以名正言顺获得权力，甚至拯救万民名声的事情也正是他对于这场瘟疫的阻止。
这是一个十分高明且狡诈的政治手段，在美国电影《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2005）中我们也曾看到过——最高领袖层中有人建议，被创造出的病毒不应该在敌人处传播，而是相反，应该在本国民众间传播，于是河水被污染，小学生中毒，从而引起社会恐慌，而也正是在这一危难关头，曾经秘密研制了病毒的医药公司研制出解药，从而使得当年原本只是个不起眼的激进小党瞬间成为最大党，进而攫取了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便是我们在近代历史中的诸多国家中反复见到的一种政治手段，尤其对于那些宣传偏激且极端思想的政治势力而言，对于事件的耸动性报道、对于他者的妖魔化处理、替罪羊手段的反复使用以及利用民众的某种不满和愤懑的情绪，来制造国内恐慌，在其混乱中坐收渔翁之利，从而登上权力宝座。
在美国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Zootopia，2016）中，一句“恐惧永远能起作用”道出了政治和权力中最为核心的一部分问题，即别有用心的政客们通过调动恐慌与恐惧来保障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在《王国》中的权力者如是，在我们当下所看到的欧洲诸国内的极右翼势力、美国特朗普等人的建墙言论以及东欧如匈牙利、波兰，以及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新权威主义也大都如此。
《V字仇杀队》中的最高统治者利用传播病毒和对于国外战争与灾难的大肆宣传而成功地引起了国民恐慌，而最终使他们愿意放弃一部分个人权利来换取政府的保护，这一手段与《王国》中如出一辙。而在我们的近代历史和当下的政治中，“病毒”往往成了某种隐喻：他们是来自远方的难民、是信仰不同宗教之人、是少数种族、是国内的非主流者、是性少数群体……就如鲍曼在其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于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所指出的，在某种关于“纯洁”的现代性神话观念的影响下，那些被视为“不纯洁”的个体与群体遭到清除。鲍曼使用了花园的隐喻，即“他者”被认为是有害的杂草，对于整个花园的生态和发展不利，因此需要被剪除。
在《王国》中，感染尸毒成为丧尸的民众成为达官贵人们避之不及的“病毒”，而那些从周围流落过来，寻找庇护的民众却同样被认作是“病毒”而被关在门外。这两种“病毒”看似不同，但却都在同一个权力逻辑下运作着。《王国》中的诸多情节故事能够与当下许多国家的政治形势进行对比，例如为了防止尸毒瘟疫的传播，中央政府调动军队封闭整座城市，完全不顾其中健康民众的生死。
这与最近几年西方诸国面对大批难民的态度如出一辙，一些国家关闭边境，对难民艰难的处境转过脸；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制造一系列谎言和污名，导致安居的难民遭到骚扰甚至暴力攻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意孤行的造墙行为更是伴随着他毫无顾忌的对“他者”的妖魔化，并且在当下美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与支持。
当危机出现时，人们最先转向的往往是作为他者的少数族群，由此开启替罪羊逻辑。政府由此推卸自身失职之责，民众则由此在心理上获得一些安慰，在诸如集体、民族这样的情感中获得些含义不明的意义寄托。在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主人公说：“是恐惧让我变得残忍”，对于《王国》中如此精通政治和权术的赵学洙而言，利用恐惧既能够让敌人沉默，使其不敢反抗，同样也能令那些下层者成为自己的爪牙，而这也便是权力的最大作用。它被隐喻成能够传染的病毒，改造着形形色色的人，让他们成为其傀儡，变得残忍与无情。这样的故事不仅仅只发生在遥远的封建时代，它同样存在于我们的近代历史，甚至当下。
结语
《王国》里的老皇帝不会想到自己死后竟然成了被臣子所操纵的丧尸，而更值得我们提及的其实是作为九五之尊的权力来源，被描绘成一具丧心病狂、食人血肉的可怕僵尸，这不正是对于传统权力的最经典描述吗？在一定程度上，它与现代权力是有出入的，就如卡夫卡在其《审判》和《城堡》中所描述的，现代权力本身往往是面目模糊且四下分散的，即福柯所谓的毛细血管状。
我们不知道它来源何处，在谁人手中，以及如何作用，就像是K的处境，四处碰壁，在复杂且强势的官僚系统面前束手无策。但传统权力的形象则往往是面目严肃，毫无笑意且古板的，它本身就像一具僵尸，令人望之悚然，不敢靠近，尤其对于等级森严的传统封建集权体制而言。与之相比的世子，则神采飞扬，年轻有为，但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随着他继承大统，开始扮演父亲曾经扮演的帝王角色时，他或许会再次会走向相似的道路，这样的教训在历史中比比皆是。
在国剧《琅琊榜》（2015）中，最终遭到众人唾弃的梁帝在年轻时不是正如自己的儿子萧景琰一样，抱着成为一世明君的理想成为帝王，但最终却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暴君的结局。而追根溯源，最终或许还是阿克顿勋爵的那句名言，但也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补充，即对于权力而言，如果没有任何的制约和限制，它总是会在人性的陋习助威下形成肆虐，就像《王国》中它所创造出的尸毒瘟疫一样四下传染，造成破坏。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