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从售货员到柏林影帝

我父亲是1964年当兵到新疆乌鲁木齐的。我母亲是一九五几年，很小的时候，跟着我姥爷来到了新疆。

2019年2月16日晚，王景春获得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瞬间。

1969年，父亲已经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当秘书了，那年，在塔城有宝岛战役。都说老一辈人，特别是军人，对祖国和对自己所服务的单位，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那一年，父亲坚决要去边防一线，写了封申请就去了，去的是最苦的红山嘴边防站。这个边防站在全军队也是有名的，每年大雪封山的时间都在8个月以上，上下山都特别苦。他们要先开车开到喇嘛昭，然后骑马，骑到席丹河大坝，从那儿踩滑雪板上去。

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地方，我父亲待了整整17年。

我生长在阿勒泰。这里的哈萨克族人很多，蒙古族也不少，维吾尔族相对少一点，还有回族的伯伯们。院子里少数民族多得很，我父亲拜把子的兄弟就是个维吾尔族，后来他兄弟的儿子和我也成了结拜兄弟。

我父亲的这些朋友一到过年都互相拜年，春节他们来我家，那时候在家一起吃饭、喝酒、玩儿，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父亲在阿勒泰有很多朋友，各个民族都有，我家随时会有司令员来下象棋，或者穿着皮衣皮裤骑着马的山上的牧民到我家住，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很多人以为我家是少数民族家庭，因为家门口经常绑着马，其实那都是来做客的牧民的马。

我父母都说得一口非常流利的哈萨克语，甚至他们有时候就用哈萨克语说悄悄话。我父亲也正是因为这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和当地的牧民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并通过语言这个桥梁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我父亲带我上过两次冰封山，这一路上只要牧民看到我父亲，就拦下他，请他到家里吃饭，而且一定会宰一只羊。

1986年，我父亲调回了乌鲁木齐，在离开山区之际最后一次上山的时候，所有牧民都知道了，晚上骑着马在路边等着，一定要我父亲去帐篷里面坐一下，必须要宰一只羊。这在牧民看来就是礼物，也叫“礼行”。

如果要简单描述新疆，我会用“礼行”一词。小时候我对“礼行”没有太深的理解，只知道“礼行”背后的含义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后来我用最简单的词来阐释“礼行”，就是“规矩”，做人做事的规矩。礼，就是礼貌、讲理；行，就是行动；

礼行，就是要求你要有礼貌的行动。对朋友、老人、孩子，都有一套规矩。比如，前面街上有个老人行动不便，马上就会有人去扶。小孩打架，旁边过来一个老人，喊一声，马上孩子就不打了，随后就走了散了……

我生长的阿勒泰，虽然说地方小，但一样会讲“礼行”，只要谁有个什么事儿，哪怕是街上的陌生人，大家都很热情地去帮忙、关照，人情味儿特别浓，氛围特别温暖。

2013年，王景春凭借《警察日记》获得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这是新疆给我的最大的影响，尤其是小时候的经历，形成的影响特别大。

小的时候就想着在新疆上个班，有个工作，简简单单、正常地生活。但从小我就比较喜欢艺术，那时候喜欢跳舞、排节目，十几岁的时候就想过从事表演行业。可那时候觉得这个梦想还比较遥远，而且家里人也不允许做这个事情。

父亲就希望我上大学，踏踏实实的。当时的我很叛逆，不愿意按照他给我规划的这条路去走，就想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想去学电影。

我有过考专业院校的想法，同学朋友一听到我这个想法，就说：“你想一想，全中国得有多少精英去考，咱们这新疆的就别想这个事儿了，招生简章自己看一眼就行。”

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叫朗辰。他说：“景春你应该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你有这个素质，完全可以考虑艺术学校。”我说：“我不太懂，你教教我？”朗辰说：“行，我可以教你，但我要先去内地拍个纪录片，等我回来。”

我当时在新疆百货大厦上班，在鞋帽部站柜台，卖小孩儿的鞋。自从认识了朗辰，我每天就站在柜台盼望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终于有一天，介绍我和朗辰认识的那个朋友跟我说朗辰回来了。我那天立刻请了假，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跑去找他了，见到他特别高兴，那是1993年。

当时跟朗辰一起学表演的还有我的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都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那年是1995年。

第一次离开新疆是一九八几年，很小的时候，父亲到北京开会，顺道就去了我母亲的祖籍河北，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在自己有记忆并且完全离开新疆的时候，就是1995年去上海上学。刚到上海大概有两年多时间非常不适应，尤其不适应上海的饮食和气候。只有每周末去浙江路的新疆餐厅才能吃一顿饱饭，要么吃一块清炖羊肉一个拌面，要么吃一个抓饭一个拌面，吃得肚子圆圆的才回去。

上海的气候和新疆特别不一样。新疆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魅力。相比之下，上海四季就只有一个冬季和夏季。冬天湿冷，不像新疆有暖气，一进房子就暖暖和和的。

第一年在上海的时候，我要盖四个被子，毛巾被、军大衣全部盖上去才能睡觉。

上了戏剧学院之后，我的眼界突然就开了，知道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戏剧表演是什么样子。

我开始向往去更好的地方，比如出国或者继续深造。我学习成绩比较好，每年都拿奖学金，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还是院级优秀毕业生，因此得到了留在上海的机会，也在机缘巧合下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把我要走了。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这在当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过程说出来很简单，但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汗水。很多人会靠关系，我只是靠自己，更没有人因为我是新疆的而照顾我。

上学的时候拍了几部戏，但都不是主演。第一次在电影里扮演男一号，是在毕业之后。1999年，导演高峰拍摄电影《旅途》，讲的是一个解放军在新疆的长途客车上和各民族乘客一起勇斗抢劫的歹徒的故事，改编自真人真事。

电影是在新疆拍的，和我之前拍片子感觉完全不一样，毕竟连空气都是最熟悉的。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不像内地所有电影组开机第一天都要拜神、插香，在新疆，我们就宰了个羊，这个过程就感觉特别“新疆”，而让我觉得特别熟悉。

这部电影也把新疆最漂亮的风情全给拍出来了，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我刚去上海上学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来做客的客人，所有的地方都不习惯。直到电影《旅途》拍完，工作分到了上海，户口到了上海，我还是有那种客人的感觉。有些东西就是改不了。那会儿买了车，没事儿就跑到浙江路去吃新疆饭。

早年的王景春（左一），左二为陆毅，左三为孙淳。

普陀那里开了一个新疆餐馆，就小小的两间，不大的房子，后来慢慢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老板是位大哥，每次我都叫他阿吉Aka（维吾尔语“哥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他还娶了个上海老婆，老婆一口上海话，也会说维吾尔语。他们的餐厅开了十几年，如今已扩展到了七家。

我经常给朋友讲新疆的瓜果有多甜，风景有多美，但现在我觉得，因为信息全球化，资讯传递非常迅速发达，每个人都能通过不同的传播手段看到新疆的各种面，但最多就只是了解了漂亮的风光、山水以及好吃的水果，对新疆人们的生活，不太了解，还存在着非常多的误解。

比如，直到现在我说我是新疆人，都会有人觉得“新疆人怎么会有长你这样的，你眼睛那么小”。我会告诉他新疆有13个民族，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告诉他每个民族的情况，最后再问他：“您还觉得我不是新疆人吗？”

我们不应该仅仅说：“我们是新疆人，我们去给新疆代言”，我们应该站得角度再高一点，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大家都是一样的，谁也没有特权，谁也不应该去歧视，大家都应该是相互平等的，而且是融合的，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并不是只有民族之间有差异，就连住在一个房子里的两口子都会有一些不同。

我媳妇是成都人，我们的不一样主要就是生活习惯。我爱喝奶茶，媳妇不喝，但也从不会说我不能喝奶茶。我从小就吃羊肉长大，爱吃手抓饭，我媳妇家现在很喜欢吃手抓饭，就连我丈母娘以前说吃不了羊肉，但我从新疆带过来的羊肉，做出来她就爱吃，所以吃抓饭也没问题。

这些都是出自一个尊重，需要主动去接受，就能融合。我们也不能太过于强调尊重，变得很多疑，很形式，自尊心变得特别强，伤害也就更多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新疆人都应该做点事情，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标签，你可以把它抹掉，但我觉得这个标签基本上是人生当中抹不掉的。你出生的那个地方，你在那儿长大。

你可能移居到别的城市，或者成为一个外国人，你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甚至说一口英文，但你成长的记忆是抹不掉的，根上的东西也是抹不掉的。

那么既然抹不掉，我们为什么不去为这个标签做一些好的事情呢？

个体不单单是一个个体，如若能把一个个个体的故事组织在一起，能展现出来的真实也就会更有力量。

从上海，后来到北京，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我还是有喝奶茶的这个习惯，自己都觉得奇怪，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自己烧一壶奶茶。

每次喝着热热的奶茶，我心里都会涌出一种感觉，特别希望时光倒转，回到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所有一切都回到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一片景象中去，所有人都在一起，大家都其乐融融。

《我从新疆来2》，作者：库尔班江·赛买提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年11月

作者：王景春

编辑：沈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