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保持和发挥好“工程师红利”

2015年前后，中国政府把经济增长定在6.5%-8.5%这样一个中高速增长区间，其原因主要是人口红利中的体力部分已不存在。但人口红利中的智力部分，尤其是因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新中国近70年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积累起世界级规模的中高等智力资源，在人力资源的规模和质量上，为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在舆论界一般被称为中国的“工程师红利”。问题是，这份红利能保持多久，怎样充分发挥好它？

其实， 红利不是正常的投资报酬率，而是企业正常分报酬分完之后的额外利润，有意外之喜的意思。这些年我们说的人口红利，是由于我国当时人口总体的结构年龄偏低，虽然劳动技能和教育水平不太高，但却具备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质，工资又比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低，在市场上，尤其在出口市场上就会得到一份超额回报，这才是红利。当年轻人口比例逐渐缩小后，收入上升、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增加又带来国家整体智力能力的进步，推动了体力比较优势向智力比较优势的过渡。这就是智力红利，也是一种“意外之喜”。

1953年“土改”完成后，为建设现代化新中国施行的院系合并高等教育战略，在世界范围内，事实上偏向了理工科院系的整合规模收益。这一长达1/4个世纪的铺垫，为改革开放后人口红利的体力优势动员向智力优势动员过渡奠定了基础。

2018年，中国高校理工科毕业人数是美国理工科高校毕业人数的6.5倍以上。这不仅使得中国的工程师年均增速超过同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处于高收入阶段的美国。这一意外之喜可称为是中国的理工科绝对比较优势，比同等人口规模，处于更高收入阶段的美国还高。

但是，人口的智力红利与体力红利有一个不同，就是结构差异。虽然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因为亚洲人口的自然基因、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偏向理工科的制度预设，以及改革开放后理工科高校的超常规拓展，导致中等管理类人力资源培养到位，但创新和顶层设计类人力资源依然不足。

近年来，人们都称中国是“基建狂魔”，一个桥梁或者一段高速公路，中国一个星期可以完成，西方往往要数个季度或者数年才能完成，这是中国的绝对优势。但是，一块芯片或者一个浏览器创新，中国往往是集聚举国之力，仍然会出现联想和紫光这样的“滑铁卢”现象，这又是绝对劣势。

换句话说，因为有几十年的制度铺垫以及几千年的自然历史基因，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在数十年内，起码在一二十年内没有国家可出其右。但是，由于“工程师红利”属于人力资源红利中的较高部分，不可能呈现过去40年体力人口红利资源那样摧枯拉朽般的外观效果。大体上可称为是相对比较优势。这也是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而不是超高速增长的原因所在。

克服这种劣势不能着急，除了保持上述比较优势之外，还应该在产业政策方面和创新方面下死力气。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觉悟。(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