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这一日常行动，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
开心也好，苦恼也罢，春节假期都已结束。上班的，身体得回到工作状态；上学的，也得准备整理行李，很快返校。我们好像一直在走，一直在漂泊，而日常的微信、钉钉步数也要回来了。
扫了眼手机上的微信运动——今日已行走两万步——将将排在六七位，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这两万步究竟是如何走出来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不知道在哪里徘徊最久，也说不清时间究竟耗费在哪些路径上，只觉得大腿以下在不停奔波，却和头脑没有任何关系，仿佛后者只是个圆形的旅行箱，扛在肩上，四处平移。
如今，走路这个日常行动的确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代步工具，城市空间，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都让走路变成一项纯粹的物理运动。选择散步和徒步旅行的人——几乎只剩下了老年健身团。迟缓的步行也不再能让走路者获取不同的景观，在现代社会中，走上一两个小时而周围的景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因此，人们看待“身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它在后现代思想中更倾向于一种没有实在的物体，一个包含着诸多运动与思想的运输工具，而非个人自我的起源。
那么，我们是如何从古“走”到今天这个境地的呢？
《走路的历史》，作者：［美］丽贝卡·索尔尼，译者：刁筱华，版本：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10月
为什么思考问题要踱来踱去？
人类习惯在想事情的时候踱步，仿佛我们大脑的某些部分捆绑在双腿上——这并非无稽之谈。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保持着边走路边思索的习惯，他们包括哲学家、演讲家、诗人、画家、物理学家等等，而他们的成果也证明了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人类的始祖也在直立行走的过程中找到了现代社会的智慧——尽管古生物学的“直立行走学说”目前还是存在争议，研究者们难以确定究竟是直立行走解放了头脑，还是大脑进化促成了直立行走，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脑与双足——人类身体的两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974年，人类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出土了名为“露西”的女性阿法南方古猿骸骨，其骨骼结构显示，“露西”已经具备了直立行走的能力，她的骨盆宽而浅，因此更接近于人类而非猩猩。1981年，古生物学家洛夫乔伊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了“缩短生育间隔增加物种存活率”的理论，两足行走在进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两足行走在此新生殖体系内出现，因为前肢腾空后，雄性能为雌性携带远处的食物”。
在1991年的巴黎“两足行走起源”讨论会上，科学家们对两足行走给出了更多的解释，包括“逗小孩笑假说”，“热天行走假说”
（该理论认为两足行走减少了人在热带正午下的日晒面积，从而使人类能够移居开阔的栖息地）
（该理论认为两足行走是为了站起来炫耀生殖器）
这些假说大部分已经被推翻，有些则找到了可信的依据——例如“热天行走假说”。作为猿类与人类的分界点，两足行走的意义依然有待研究。但它证明了一点，即人类智慧的增长的确与此有关。1997年，生物学家佛克提出了新的理论并得以证实，即“直立行走使原始人类全身降温，流到脑部的血液温度获得调节，人走得愈来愈远，因此有助于人脑成长”。
所以，当人们在思考问题中选择习惯性散步或踱来踱去的时候，很有可能也遵循了这一原理。行走有助于他们在不经意间获得灵感。在古罗马时期，演讲家们也喜欢走来走去，因为需要借助一些方位提示来记忆长篇的演讲稿。而在古希腊时期，对于哲学家们应该是坐着思考还是游走漫步，还存在过长期的争议。那场争论的主角是柏拉图和“智者学派”。后者属于哲学史上有名的“诡辩派”，因此在柏拉图眼中，这群人毫无逻辑性可言。智者学派的人通常居无定所，每天靠给别人传授演讲知识和诡辩技巧获取收入。受柏拉图影响，智者学派一直颇受轻蔑，其词根sophia虽有“智慧”之意，但sophist和sophistry两个词仍是“欺骗”和“狡诈”的同义词。
（但事实上，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前盛行的智者学派，用走路演讲的方式为雅典的民主思想树立了支柱）
苏格拉底素以在雅典闲逛找人辩论并惹怒对方而闻名。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是将边走路、边思考这一哲学习惯发扬光大。受哲学影响，古希腊的许多建筑都兼具了“散步”功能，例如整列的柱廊。哲学家和市民们就这样一边走路，一边谈论哲学。亚里士多德本人在演讲和教学时也喜欢来回走动——这在后来导致该学校诞生的思想家被人们称为“逍遥学派”。人类思想也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成熟。古典的哲学家用走路的方式思考问题、传播理念，即使是生活范围极为封闭的康德，也保持着每天按时散步的习惯。随着哲学、艺术的发展，走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后来的大多数哲学家与作家也都有徒步旅行的爱好。这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所说的“大脑的某些部分捆绑在小腿上”的假设，毕竟，没有一个思想是在四轮马车里诞生的。
卢梭、华兹华斯、克尔凯郭尔，他们都是狂热的徒步爱好者
1749年，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德尼·狄德罗因为一篇质疑上帝是否善良的文章而入狱，他的好友卢梭前去拜访。后者选择了步行的方式，从巴黎出发走了整整六英里，在途中卢梭还思考了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如何腐蚀与推动道德，并在途中构思了一篇相关的论文。
在卢梭的年代，徒步于大自然之间，在人和大地的关系间思考是个具有叛逆意味的行为。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大自然和人性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便失去了上帝的恩宠，是基督教文明使自然和人性获得新生，即善良是一种文化，而不是自然现象。卢梭学派却偏爱人类与自然的原始状态，攻击教会与世故
（当然还有科学与艺术）
他的漫步生涯起始于学徒生涯。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因为回城太晚而被拒之门外的卢梭毅然放弃了自己的故乡，徒步离开瑞士，前往法国。之后，他也不断更换工作和雇主，“自由漫步”成为了卢梭的一个人生梦想。
“我只有在徒步旅行的时刻，才想得这么多，活得如此鲜活，体验如此丰富，能尽情地做回自己”，他如此说道，“走路似乎有什么魔力，可以刺激和活化思想。当我停留在一处时，几乎不能思考；我的身体必须保持活动，心灵才能启动”。
而另一位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则对走路和心灵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更深刻的诠释。在《走路的历史》中，作者丽贝卡称他很有可能是“真正的步行者”。与卢梭不同，克尔凯郭尔的行走不是为了亲近大自然，而是为了用双足靠近那些形而上的问题，为此，他不惜将自己步行的目的地设置得极为嘈杂，甚至“反文艺”。
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1855年），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被认为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很奇怪，当我一个人坐在人群中，当四周的混乱和噪音需要毅力的克制才能维持思绪于不坠时，我的想象力反而特别丰富”，1837年，克尔凯郭尔写道，“没有这种环境，我的想象力反而油尽灯枯。为了释放心灵上的紧张，我非得设法分心才行，比如在街头巷尾跟人寒暄，因为跟特定的几个人接触，根本分不了心。”克尔凯郭尔最喜欢喧嚣多变的都市生活。他走入人群中，和人交谈，寻找嘈杂，却没有一个长期的朋友。在他成年的生命中，克尔凯郭尔几乎从没在自己家中接待过客人，终其一生没有一个朋友，只有无数相识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既存在于周遭的世界，也不属于这个世界”。走路或许是一种对形而上世界疏离感的缓和：一个人因为在走路，所以维持淡淡的疏离关系，而不是因为他无法和人建立联系。
在日记中，克尔凯郭尔也坚持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走路中完成的。如果不走路，就不可能产生《非此即彼》和其他的作品。“《非此即彼》大部分内容只写了两次
（当然，我在走路时构思的内容不算，我一向是在走路时构思的）
诗人华兹华斯则极有可能是步行里程纪录的保持者，据德·昆西所估计，“华兹华斯以这双腿走了一百七十五至十八万英里——这是不简单的成就。他从走路得到一辈子的快乐，我们则得到最优异的书写”。华兹华斯在年轻的时候便时常计划两千英里的徒步旅行，而在人生的后五十年，走路更是与他的写作难以分离，不出门的时候，他就在小阳台上来回踱步。走路，对他来说不是运动，不是观光旅行，不是一次有预设目的地的平移，而是生活的本质：
我爱公路：它少有景色
那更使我高兴——这类事物具有力量
自童年以来，一直对我的想象力
起作用，它的魔力
与我日增，我的脚踏上一光秃陡坡，
像进入永恒的向导，
进入未知、无边际的事物。
本雅明之后没有走路，只有闲逛的现代生活
为自由而奔跑。法国电影《祖与占》（1962）剧照。
“虽然步行散文是对身体和精神自由的赞美，它并未打开自由世界，因为那革命早已发生”。丽贝卡·索尔尼写道。而在现代社会中，步行开始具有更多社会意味。
在现代，我们需要借助“运动”一词在中文里的双重含义来理解它的变化。它依旧是一项身体活动——尽管很多时候它已经不再产生愉悦。同时，它也是许多社会运动发源的契机。在与乡村自然对立的现代城市中，瓦尔特·本雅明首先创造了“闲逛者”的概念——“在一座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或许稀松平常、一点也不有趣。因为人们只会认为你不认路。而让自己如同迷失森林中一般在城市里，则另当别论了”。在本雅明的思想中，现代城市成为了一个只能借助漫游来理解的城市。人步行其中，既非观赏风景，亦非寻找内心形而上的告解。在城市中漫步看起来似乎是孤独者的特权。但这无数的孤独者又极有可能在城市中相遇，形成团体，使独行者不再独行——无论他们最初形成的团体是什么。“人们为社交而聚集到林荫大道，去街道和巷弄则是为了冒险”。
以“自然之友”为例，这是一个登山运动黄金时代的俱乐部。最初，这个俱乐部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小木屋中，里面只有些徒步登山的爱好者，然而涵盖各种身份，女性主义者、劳工主义者、运动员、慈善家、知识分子等等。在登山运动中，这些思想各异的人形成了一个公共团体，极具政治性。二战时期的德国青年运动“游牧民族”同样发源于步行。它于1901年11月4日成立，最初只是个漫步团体，以“复兴民歌”为主要贡献，而后，青少年们开始徒步旅行到野外，在夜间激烈地讨论音乐与哲学。物理学家海森堡也同样是“新道路开拓者”的领导者，战后，海森堡也依然保留着登山的爱好。
走路意味着封闭空间的破裂，一个人开始走入自我之外的其他地方——无论是否有明确的目的地，都有可能遇见足以形成组织或运动的原点。在政治运动中，走路也用最轻微的方式表达着自由的底线。人们反对夜禁，反对针对特定人群的禁止入内，人们走上街头抗议，表达思想。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走路的黄金时代便宣告终结。今天的人们很难再通过走路的方式创造历史。
《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1981）。伊安·霍姆的一部运动题材电影。影片讲述剑桥大学犹太学生为了对抗种族偏见，一心想成为赢得奥运会百米赛金牌的第一个犹太人。最后夺得百米决赛冠军。
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技术和城市化的发展。走路，似乎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当电梯满员或者代步工具不方便抵达的时候，我们才会选择步行的方式。“步行仍适用于汽车与建筑物间的地面和建筑物内的短距离，但步行作为文化活动、欢乐、旅行和闲逛方式在消退，身体、世界和想象间古老的深刻关系也在消退”。现代城市的区域分工更明确，中心区、商业区、居住区都高度集中，大多数工作者都居住在郊区，而后者的面目往往是千篇一律，走出门，我们很难发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而郊区的环境也很难把人带向本雅明所言的“闲逛者”的迷茫。
在成片的居住区中，以家庭为核心的结构也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式的现代崇拜。“家庭是世界之外的神圣空间，妻、母是神圣空间内的女祭司”，罗伯特·费希曼在《中产阶级的乌托邦》中讨论郊区化的结果，大多数居民以“幸福而沉闷”的状态生活，鲜有出门步行的欲望。曾经丰富的城市生活，在当下进入了贫乏化的状态。即使是市中心最繁华、最具流动性的地带，也逐渐融入日常生活的经验。
“世界不再依身体的尺度而建，而是依机器的尺度而建”。丽贝卡·索尔尼如此总结今天的现象。人们更依赖于身体的延伸而非身体本身，汽车仿佛成为人类的“义肢”。“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手脚可以指挥一个金属庞然大物跑得比最快的动物还要快的世界”，而“作为肌肉和感觉有机体、未受工具辅助的身体已逐渐萎缩”。曾经的漫步者会漫无目的地闲逛，探索世上的偶然性，而身处现代，我们对身体的信心与掌控力都在摇摇欲坠。漫步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它不再指向未来，而是意味着复古和原始。在我们日复一日，无意识地使用身体的时候，走路成为了一种内在的回归，在现代都市中漫步，我们会感到自己同自己的身体前所未有的亲近，也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电影《转转》（転々 2007）剧照。
作者：丽贝卡·索尔尼；译者：刁筱华
整合：宫子
编辑：西西、李妍；校对：翟永军
，“两腿优于四腿假说”，“战壕雨衣假说”等等。不过，即使是反对大规模流动的智者学派的柏拉图，恐怕也无法避免在走路中思考的习惯。。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幻想着“没有工业、没有演讲、毋需定居、没有战争、没有任何联系，对伙伴没有需要，也没有加害他们的必要”的社会，这个几乎完全由否定性构成的，难以想象的社会与卢梭的生活履历气质相同——旅行者，在目的地间四处游荡，没有落点。”，“脑子里胀满了等待下笔的点子，使我精疲力竭得几乎走不动”。对于当下众多偏爱咖啡厅环境，只有坐在图书馆和安静的房间才可以思考与创作的人士来说，克尔凯郭尔无疑是个非常好的反面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