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喜剧

葛优先是给了蔡明一个长久的拥抱，然后亲切地喊了声“妈妈”，全场大笑。

这是出现在今年春晚小品《“儿子”来了》中的一幕。在此之前，葛优没有真正意义上过春晚，上一次他在春晚上的亮相还是在2014年的开场短片《春晚是什么》中，葛优随口调侃道“春晚就是春节的晚上”。

葛优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每年与全国人民相约“春节档”的约定。作为九十年代的喜剧之王，如今与他一同站上这一赛道的，还有“70亿帝”黄渤以及“长在笑点上”的沈腾。二人在《疯狂的外星人》中是患难兄弟，在同一天上映的《飞驰人生》中又变成抢夺春节档票房的竞争对手。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四十年里，葛优、黄渤、沈腾分别代表着中国喜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三张典型面孔。他们演绎的每个极具记忆点的小人物，代表着那一时期社会最广泛的群体。

终归是时代的更迭造就不同的喜剧形态，改变不同喜剧之王的命运。“任何戏剧都要和现实发生关系，喜剧更是必须咬着牙和时代站在一起。”宁财神曾如是说道，而每一个时代的喜剧之王也必须紧紧站在前头。

他们亲历的时代变革以及应对方式，也成为我们回望过往岁月时，或辉煌或荒诞的一面镜子。春晚之上，当葛优穿着三十年前《顽主》中曾穿过的风衣出现时，不少人都怀念起那个充满可能性和讨论性的年代。

京痞“顽主”

“儿子，去帮忙拿一下面包。”电视剧《南征北战》的拍摄现场，剧团正在发面包。父亲葛存壮对十岁的儿子葛优说道，葛优扭扭捏捏，不敢上前过去拿。老葛无奈地摇摇头，“你呀，长大后也不知道能干嘛。”

出生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葛存壮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母亲施文心是优秀编剧，葛优从小在电影厂大院长大，来往碰上的都是穿着戏服的演员，这让他觉得新奇好玩，萌生了拍电影的念头。

内向不善言谈的性格让他在艺考的道路上屡屡碰壁，反倒是曾经在农村插队喂猪的经历帮了他一把。在最后一次全总文工团考试的时候，葛优做了无实物表演喂猪，受到考官好评，这才得以录取，成为一名话剧演员。从1979年到1988年，葛优跑了近十年龙套，没词的角色居多。

转折发生在1988年，在去往成都试镜的飞机上，葛优心里还在忐忑，导演怎么就看上我了呢？原来导演米家山在为新戏《顽主》选角，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好看的，只要有意思的”，这个有点尖嘴猴腮模样的秃头小脑袋，一下便吸引了米家山的注意，并当即为他订下机票。

初次见面，米家山对葛优的印象深刻，“说话稍稍有点结巴，永远有点游离状态。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笑，你会觉得他肯定不是因为你的话在笑，是因为别的在笑。”这与王朔小说《顽主》里的杨重如出一辙：揣着明白装糊涂、说出来的跟脑子里想的不一样，让人猜不透。

大院子弟王朔笔下的“顽主”们，和流氓不同，他们把玩儿当正经事，玩得兢兢业业，他们面冷心热、有点小坏和小聪明；带有浓厚的“京痞”式风格和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嘴上爱讨便宜心里却老实巴交，是无节操有底线的主儿。

“非得让我说自个是混蛋、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顺你眼？我也没去杀人放火、上街游行，我乖乖的招谁惹谁了？非绷着块儿坚挺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点吗？” 《顽主》中的这段对白充分反映这个群体的性格特点。

与葛优一同饰演顽主的，还有张国立饰演的于观，梁天饰演的马青，三个“后进青年”开办了一个以“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为宗旨的三T公司，经营业务包括代人约会、替人吵架、杂症咨询、医院陪床等。在替人答疑解难的过程中荒诞笑料百出，同时影射当时现实社会的病态人格和多重乱象。

彼时正处改革开放初期，僵化意识形态的阴影尚未完全消失，而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物质精神需求（如汽车、高楼、迪斯科、外汇等欲望景观）则以更急迫的姿态站到前台来，去的尚未去、远来的已到跟前，这其间的交错纠葛构成了影片特有的时代背景。

身处巨变的环境中，茫然、混乱是人们脸上的时代表情，内心复杂模糊是普遍状态，人们渴望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葛优呈现的“顽主”式小人物，正是以一种幽默、调侃的方式来看待人生转折时候的迷茫，这与中国人在历史转折时的集体社会心理发生即时映照。

“以历史的眼光看，《顽主》的出世，直接标志了中国喜剧时代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因它本身已成巅峰。”曾有狂热影迷这样评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其时代意义：在那个以伤痕文学和沉重历史题材为主的的八十年代，没有伟光正和宏大主题的“顽主”们对权威发起挑战，构成对假大空主流价值观的嘲讽。

葛优在《顽主》后很快便初尝出名的滋味。一次骑车经过木樨地时，葛优远远地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杨重！”。虽然表面上不说，但是他“心里偷着乐”。有一次他在燕京饭店吃饭时，旁桌坐着的小孩子认出了他，不停地指他。“呦，给我高兴，那真是高兴。”

葛优甚至没有想到有人专程找上门来约戏。那天下着小雨，王朔和冯小刚骑着摩托车，摸到北京海淀区的一栋居民楼下。几经打听，来到一户门前，敲门无人应答。等了一两个钟头，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说了句“来了”。

在此之前，连续个把月，冯小刚都把自己锁在房里，闭关写剧本《编辑部的故事》，他对王朔说：“这本子我是想着一个人写的，你必须带我去见见”。王朔问道：“谁呀？”冯小刚说“葛优”。

屋内，葛优支支吾吾、迟迟没有答应，“我已经先答应了张晓敏，要在她导的电影《大冲撞》里边儿演一个角色了。张晓敏是我在全总文工团的同事，既然我都先答应了人家，这实在是不好反悔呀。”

王朔和冯小刚也没多说什么，留下剧本便走了。当天晚上，葛优仔细地看了剧本，发现台词语言诙谐幽默、发人深省，自个儿一下子乐了：“这李冬宝不就是说的葛爷我自己嘛！”第二天，葛优鼓起勇气，硬着头皮推掉了张小敏的邀请，接受了李冬宝一角。

葛优从《顽主》发迹，《编辑部的故事》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出门常被认成“李东宝”，也就此与冯、王二人结下深厚友谊。在三人的关系里，王朔被认为是奠定冯小刚电影观念的精神导师——这一点冯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曾多次表露。

《顽主》上映那年被称为“王朔年”，他的四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另外三部分别是夏钢执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以及叶大鹰执导的《大喘气》。此后，王朔的作品成了各个导演眼中的香饽饽。

你也能在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看到“顽主”们的身影，这部改编自王朔《动物凶猛》的电影开拍后，王朔曾去剧组看热闹，还扮演了个北京传奇顽主小混蛋的角色，只有一句台词，主要是演被扔。

“在空中我无数次地问，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呢？有意思吗？难道就不能安于当一个观众看电影吗？”那天，他被一帮武警官兵扔了整整一夜，最后大家都没劲儿了，有一次他掉下来，百十号人没一个伸手的，幸亏有个好心人用脚垫了一下，他才没直接砸在地上。

1993年，上海学术界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拿王朔开刀，称其作品“反映当代人精神信仰的破碎和人文精神的萎缩”。王朔被迫远赴美国，走之前他对冯小刚说：“咱们分开吧，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张国立六十岁生日宴上，冯小刚当着所有人的面感谢了米家山和《顽主》。他说：“《顽主》才是《甲方乙方》、《私人订制》这种模式的祖师爷。”自《甲方乙方》始，冯小刚才算真正拉开了属于他的冯氏喜剧大幕，连续三年夺得贺岁档票房冠军，葛优一直是其中不可替代的喜剧之王。

这种成功取决于冯小刚和葛优抓住了时代脉搏，找到了他们最大的受众群体。有统计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千禧年初，中国的电影观众中城市与农村比例是2：8，而票房收入却是8：2。所以冯小刚一开始就将他的观影对象设定为都市青年观众。

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一大批敢于闯荡社会的年轻人尝到创业和实干的甜头。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经济发展变得活力迸发，都市青年干劲十足。冯小刚捕捉到了这一社会现状进而拍摄了这三部贺岁温情影片。

无论是《甲方乙方》中的自由职业者姚远，还是《不见不散》中移民美国的北京人刘元，或是《没完没了》中的出租车司机韩冬，他们皆怀揣梦想，踏实积极，偶尔迷茫徘徊，却心存希望与信念，王朔笔下对权势的“顽主”式反抗被全然洗去，主流价值观再次受到追捧，最终演变成为不温不火的市民文化。

“第一代城市移民”

进入千禧年后，冯小刚转而拍摄正剧题材的影片，葛优饰演的角色由普通都市青年变为处于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人士、作家、节目主持人、侠盗等。影片中仍会不时体现葛优“顽主”式幽默，但是其主题和立意已经转变。

2006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追求和风格彻底发生转变，他逐步从正剧路线过渡至悲剧，《夜宴》和《集结号》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葛优尝试扮演非喜剧人物形象，观众似乎不太买单，“看见葛优的脸就只想笑，没法往帝王将相上去联系”、“葛优不适合一本正经的角色，只适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当许多人正对中国喜剧市场一筹莫展之际，那一年《疯狂的石头》出现了。由黄渤饰演的黑皮嘴里含着面包，满脸污泥、瞪圆眼睛，被骑着小摩托车的面包店老板追赶时的样子，成为逗乐观众的一种新笑料。

黄渤作为第一代城市移民的形象，在宁浩这里得到确认。由其饰演的黑皮代表着城乡结合部的产物，也是中国由农耕文明磕绊迈向城市文明的写照。然而这一形象的最初形成却是源于管虎，那也是黄渤人生重要的分水岭。

某天，逃债的黄渤接到来自发小高虎的一通电话，那年管虎拍电影《上车，走吧》，希望找一个会说方言，长得丑的人来演男二号，一个农民工。男一号高虎立马想到黄渤。

在管虎随后的电影《生存之民工》中，一脸痞相、满口粗话的农民工六子被黄渤演得活灵活现，以至于拍完后，记者采访黄渤时惊叹：“嗨，我们主编还说这次找这个演员肯定很难找，肯定是从工地上抓个民工过来演的。”

实际上，黄渤并非出身农村贫苦人家，父母都是青岛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但对学习一直提不起兴趣的黄渤，还是辜负了父母“学有所成”的期望。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的黄渤选择了一所中专学校学商业管理，业余时间在餐厅做“伴餐歌手”，一晚的报酬是15块钱。

随着名气渐长，他开始跑歌厅，还给自己取了艺名叫“小波”。过早进入社会打拼的经历，让他更加明白生活的艰辛和底层人民的心酸，有次甚至与死亡擦肩而过。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在歌厅驻唱，突然一群黑帮闯入，子弹嗖嗖掠过，他下意识躲进靠近自己的DJ台下，以为这个台子可以蔽体，最后才发现这个DJ台不过是一个未装挡板的桌子，他面前其实只有一块布。

整个辉煌的九十年代，黄渤在全国各地歌厅巡回演唱，即便环境复杂依然乐此不疲。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让他对于底层小人物的神态心理更加贴近；而这段经历也让他学会如何“取悦”和“服务”观众。

然而，长久纸醉金迷的日子，让黄渤心里“老有一种惴惴不安的东西”。

他选择撤出歌厅做实业，拿出仅剩的积蓄与韩国人合开机械工厂。因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大幅衰退，一度波及黄渤的工厂，他被债主逼上门来要钱。那时他已决意要从这种窘境中脱身。在接到发小高虎的电话后，歌手“小波”从此变为演员“黄渤”。

宁浩第一次注意到黄渤，是因为《上车，走吧》里的农民工高明，“他肯定能演黑皮”宁浩心想。苦于无法联系，直到有天，宁浩回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办事，在校园的小路上偶遇刚入学不久的黄渤，于是愉快达成合作，至今已是十多年。

《疯狂的石头》中黑皮戏份并不多。“但我不想一个月就这么过去。”在别人拍戏时，黄渤就琢磨着怎么丰富角色内容，让这个冒失贼更有戏。“你猜猜我是谁，给你三次机会啊。”他在机场蒙着国际大盗麦克的眼睛，当时的剧本只有蒙眼睛的动作，台词是黄渤自己加上的，还补了一句“还剩两回啦”。

在下水道被困多天的黑皮向老大求救，结果他用一句青岛话“你妈了个逼了你”骂了老大。黄渤认为黑皮本身素质不高，在当时的困境下只能骂出这样的话来。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这句，没想到演完，一直严肃的摄制组也忍不住大笑。

此后在《疯狂的赛车》《泰囧》中，黄渤所扮演的多数角色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爆发与疯狂，以及随着剧情推进显示出的巨大潜力，都给予了现实生活中无数苦苦打拼、却仍对生活失望的人们一种另类的精神寄托。

“其实里面隐藏着每个人的无奈，和比自己更强化的窘境与油滑，我只是巴结上了时代。”黄渤曾在采访中说道。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引发下岗潮。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也呈大幅下降之势，从1995年的3076万人锐减至2002年的1071万人，大批下岗职工开始进城打工，融入新一代城市移民的一部分。

随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像海啸般突袭而来，物价房租上涨、跳槽难、人才流失快，随之而来的是心态问题：预期值降低、压力剧增、消极情绪缠绕身心。在文化心态上也发生了转变，人们更愿意追求刺激、开放、多元的直观感受。黄渤、王宝强们提供了这种简易粗暴的娱乐方式，为市场的大多数接受。

2014年，四十岁的黄渤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国庆档三部大片《心花路放》、《亲爱的》和《痞子英雄2》先后上映，黄渤从“三十亿影帝”变成了“五十亿影帝”。在国内近乎偏狭的单以票房论成败的电影行业环境中，黄渤创造的票房神话，令外人咋舌，也令当事人眩晕。

“不能再这么演下去了。”黄渤用“盲”来形容高峰时的状态。他刹住了车，转而去演话剧。一身白T恤、牛仔裤登场，黄渤坐在沙发上，开始一段长篇独白。紧接着，他起身套上外衣，化身《活着》里的“福贵”。十年前，葛优就是凭借“福贵”一角摘获戛纳影帝桂冠。

此时的葛优已经脱离“自由人”身份签约英皇，承诺5年3部电影。谈到和冯小刚渐行渐远的合作，葛优说：“其实已经有几部贺岁片没有我，可能小刚那边的戏不适合我，有时候就拍点别的。” 在英皇，葛优终于实现了一直想演而没有演过的人物角色——黑帮大佬——程耳执导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陆爷。

但实际上葛与冯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完全断裂。2013年，仍在英皇的葛优出演了冯小刚的《私人订制》。57岁的葛优和白百何、李小璐对戏，依旧是“不靠谱组合”。“这次其实有点儿觉得重复了，不觉得那么好玩了。好像有点儿耍不开的意思，有点儿拘着。”

黄渤也不喜欢重复，2018年的《一出好戏》见证了他由演员到导演的身份转变。在和海边阴晴不定的天气搏斗了529天后，他在屋久岛醒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天刚微亮，黄渤突然五味杂陈，像是经历了一场高考。“真的拍完了吗？是不是还有东西落下了？”他感到有些不真实。

这一刻，他仿佛变回了那个初来北京的踌躇满志却四处碰壁的小年轻。但不同的是，这些年在一个相对残酷的环境里，有那么多人喜欢他，让他觉得自己很像戏里边的马进，也是个被巨额彩票砸中的幸运儿。

“段子手”

黄渤最近的微博常常提到一个人——沈腾，由俩人合作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已于大年初一上映，就连日常宣传也变成二人抖机灵的一场PK。

“和渤哥合影，立马突显我的偶像气质，谢谢哥哥”，黄渤看后，“礼貌性”地回复：“你在我手机里有许多特别偶像的照骗，有空发”，这下沈腾急了，连忙求饶：“好哥哥，别这样。”

与《疯狂的外星人》同一天上映的还有《飞驰人生》，导演韩寒说“主角是完全照沈腾写的”。2015年，韩寒看了《夏洛特烦恼》，“演员一个都不认识，但电影意外、惊喜”。俩人微博互动了一下，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韩寒说过：“很多人只是觉得看到沈腾就想笑，但沈腾的表演功底绝对依然是被低估的，他的表演有一种不怒自威，不笑自喜，不闹自嗨，不苦自悲的独特魔力，收放自如，细腻到位但又不落俗套。”沈腾回复：“用心、客观、又尊重事实”，并表示“红着脸也要转”。

近年来，沈腾频繁地出现在话剧舞台之外的电影、综艺、社交平台中。他在今年的春晚小品《占位子》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郝健。我儿子也是咱班的，叫郝贵。”瞬间将全国观众的记忆拉回到2012年的新春夜晚，那是“郝建”在荧幕上的首次亮相，“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鞋（无邪）”也因此成为传播广泛的网络段子。

社交媒体时代，“段子”已成为一种语言狂欢，用于讽刺嘲弄社会现象，反映社会情绪。在这种模式中，开心麻花的喜剧元素、能触及观众笑点的段子，稍加修改或者更换语境，就能重新调动观众的幽默神经。

比如，将诗词改成台词“君坐教室头，我坐教师尾”，以及“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改为“是雪茄”，也曾被沈腾用进话剧《索马里海盗》里。

对于开心麻花来说，他们还需要找到话剧的传统受众之外的互联网新群体。创始人张晨曾特意跑去中关村做调查，发现那里聚集大量白领阶层，他们熟悉互联网语言，却饱受工作重压，听段子是他们的消遣去处。

瞄准这一群体后，2006年《想吃麻花现给你拧》的第二轮演出移师海淀剧院，上座率开始回升，几乎场场爆满，“最后7场，每个黄牛平均挣了八千块钱”。

即便如此，话剧仍然逃不出小众圈层的天然属性，开心麻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停留在“看过的人都说好，没看过的人不知道”的死循环里。带领开心麻花走出怪圈的是已经六次出现在春晚的沈腾。他在这个拥有全国最广泛受众的宣传平台，使得花心麻花的品牌逐渐打破圈层。

2012年沈腾初次亮相春晚，在小品《今天的幸福》里假扮一个从未来穿越回来看望母亲的儿子郝建。第二天，沈腾女朋友的妈妈奔走相告：“我家女儿男朋友上春晚啦！”亲戚朋友都说这男朋友不错啊，这么高，得有一米九了，沈腾无奈：“说的都是艾伦”。

开心麻花的制作人马驰至今都记得，2014年的春晚是最险的一次。眼瞅着春节临近，节目还没影儿，马驰天天跟着上火。沈腾倒安逸，带着马丽、杜晓宇几个人张罗起来在宾馆吃火锅。马驰特别不高兴，拉着脸进房间去了。

“来，马哥，喝一口啊，来喝点”，沈腾边喝边跟马驰嘻皮笑脸。“要不那么烫，我真掀了，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但那几个就跟没事人一样。”但是在吃完火锅后，沈腾想了很久都没整明白的一个情节给捋顺了，后来才有了小品《扶不扶》。这也让马驰彻底明白，跟沈腾这帮人着急也没用，他有他的章法。

老朋友魏翔觉得沈腾是那种“祖师爷赏饭吃的演员”，十几年前看他的话剧演出“他在台上是镇定自若，极其放松。这种感觉是别人不具备的，那个让我很震惊，因为年轻的话剧演员、舞台剧演员会在台上用力过猛。”

出生在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姐姐是歌唱家，沈腾对外常说自己考上军艺是基因好，长得帅。上学时，经常是只要他往那一站，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发笑。当他滔滔不绝地讲段子时，同学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所有人都认为他有喜剧天分。

有一次，国际友人来校交流，戏剧系主任让大家表演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大家都非常投入地演出，“好，不错，不错，一、二、三、四，哎？怎么少了一个？舞台上只有两条腿的那个是谁？”这时沈腾出来了：“老师，是我，我设计的是敌人的炮火把我的上半身炸飞了。”

“小时候大家都愿意模仿赵本山、宋丹丹、黄宏，好像不知不觉地就做一些这样的事，可能都是潜移默化影响你。东北的这个土壤，这个氛围，就是哪一撮人里面都有一个特能扯淡的，特能搞笑的那么一个人。”沈腾在《人物》自述道。

2003年，沈腾军艺毕业，正式进入开心麻花，出演第一部舞台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这部剧集结了何炅、谢娜、于娜等明星，以诙谐幽默的形式批判了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

“我一直觉得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我特别幸运的就是一毕业就到了开心麻花。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是开心麻花还在东棉花胡同、和平里几个地方辗转的时候，一群心无旁骛的年轻人，喝着酒，撸着串儿，没日没夜琢磨包袱儿的时光。”沈腾在曾经的采访中说。

2015年，开心麻花启动电影项目，《夏洛特烦恼》应运而生。在此之前，沈腾身上最大的标签还是春晚小品中的”郝建“。“郝建成就了我，但我真的不满足于一直就表达一个郝建，我还想表达不同的人生、体验不同人物的命运。”

在体验完夏洛的烦恼后，他又成为《羞羞的铁拳》中的张茱萸、《西虹市首富》中获得大笔遗产的落魄守门员王多鱼。导演想让沈腾减肥，于是他每天跑5公里，结果脚踝和髋关节受伤。导演又让他增肥，沈腾暗喜：“减肥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难题，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动，我主要是动脑子，我脑子很瘦。”

沈腾的脑子反应确实很快。在一期《我就是演员》中，徐峥让四位选手分别来做“实物证实”的表演，即用自己的表演来赋予某个道具别的含义。一番推诿之后，沈腾坐上了台，充当道具进行即兴表演。

演员宋轶似乎有备而来，一瘸一拐走向沈腾，拉住“扶手”，斜眼盯着他，潜台词仿佛在说：给伤残人士让座呢。沈腾一歪脑袋，迅速做出转方向盘的动作，说道：“扶稳了啊”，全场大笑。

葛优、傅彪、范伟和黄渤，曾经是影评人、编剧史航口中的四个可以担起“国民演员”这个名号的人选。“他能肩扛悲喜，有喜剧的底子，也有悲剧的可能，有大多数同胞都能理解和感知的那种魅力。”

沈腾体现自己能够“肩扛悲喜”的场合是《欢乐喜剧人》半决赛上，采用默片的形式表演喜剧《小偷去哪儿》，以此致敬偶像卓别林。表演最初的版本是有声的，但比赛前一晚沈腾还是决定把所有的台词都拿掉了。

“因为我觉得通过抓住卓别林那些能够被人们记住的记忆点来诠释作品，才能更深入人心。说真的，面对放弃那么多语言包袱，不可能不心疼，但脑子里的念想太强烈——既然致敬，就得纯粹。”

他的微博头像一直是小时候模仿卓别林装扮的照片，瞪圆了眼睛，手拄拐杖，一本正经地准备开始他的表演。

如今，葛优自知“廉颇老矣”，在当下快速的移动互联网与社交狂欢的语境下，再度获取适合的角色并不是件容易事，表明不会排斥出演配角，他提到《我的前半生》里，由陈道明饰演的酱子老板卓渐清，做一个配角也挺好。

黄渤也曾被问及“是否能取代葛优”，他回答：“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因为人家曾是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家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不敢造次。”

终归是时代的更迭和历史的推进成就了葛优、黄渤和沈腾，他们都曾在时间浪潮的某一阶段成为喜剧排头兵。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弄潮儿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人民永远需要喜剧。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