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蓝波:《流浪地球》中的集体主义人性论与隐形在场的母亲
【文/ 瀚海蓝波】
科幻作品通常以架空的背景行社会寓言与讽谏之功能。通常说来，科幻想象影射了两种类型的未来:一种是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第二次大航海时代，一种是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更严密的社会管理组织。
要想让描写未来的科幻电影能被如今的人类看懂，片子的人文内核必然是存在于当今社会中的:要么是科学定律为冒险留下了可能性，要么是技术爆炸让哲学思考成为必须。从这种分野上，太空科幻和赛博科幻“花开两朵”，构成了电影市场上的热门片型。
不妨单单把太空科幻拿出来分析一下。受视角限制，太空科幻电影通常是个人主义的;这是因为剧情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营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又对主人公以外的其他角色进行“查户口式”的立体塑造。因而，主人公身边的角色有特定的功用，并在这种功用中体现一定的个人情感，就已经代表着电影的人文诉求达到了令人满意的高度。
无论是个人至上的电影还是呼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电影，科幻电影终究是难以构造一个“合力”行动的。主人公通常只是执行任务的一线人员(唯此电影才能好看，否则难道拍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天吗?)，信息不完全的大背景下，花费笔墨去塑造人类整体的恐慌或者混乱是没有价值的。
即使这样仍然不够。太空科幻片里，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让联系变得困难，如果两队探索者近到了能够相互联系的距离，他们基本上就不可能是在独立的执行各自的任务。既要相互联系，又要独立行动，这样的科幻片描写的必然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一方面沟通必须是随时随地才能保证任务不走样，另一方面又有强有力的管制力量保证不会有一线工作人员“独走”，破坏既有的计划。通常而言，这样的任务出现在电影中，会让电影的代入感下降不少，甚至破坏电影叙事的完整性。
除非这个任务足够打破常规，比如，让地球动起来。
《流浪地球》的核心设计就是让地球动起来。以往的科幻电影从未认真设想过这个设计，这是因为拖动地球需要消耗的能量可以支撑人类在飞船方面做得更多，甚至把航行能力提升一个档次。
与其保留地球并被其拖累，还不如让少数人突破技术的极限，再反过头来拯救世界。容易看得出来，科幻电影通常的个人主义价值，同时也是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即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提到的少数人走出洞穴，看到实体后回洞穴带更多人出来。在这种精英主义价值观下，流浪地球的设想是不实用且不切实际的。
我们可以用前年上映的吕克·贝松电影《星际特工》来管窥这种精英主义价值观下的合格流水线作品应该是怎样的水平。在片中，一支小分队在多种族的宇宙国家内穿行，挖掘混乱背后的阴谋所在，并在其间遭遇一个个奇观。
冒险者既是价值观的捍卫者，同时也是游客;观众在关注剧情主线时，也会被电影所营造的视觉奇观所吸引并迷醉其间，从而产生对冒险者角色的代入感。受视角限制，片中的角色是高度脸谱化的，有冒险家、野心家、插科打诨的小丑、暴走的疯子、保证安全的肌肉男，男女主角则是一直靠热情行事并且扰乱了大多数任务的闯入者。直到最后，个人至上的独走行为都是推动情节的主要因素，管理者从头到尾没有出现。
但在价值观设计和情节设计的冲突中，《流浪地球》选择放弃的是精英主义价值观。从片中的大多数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个人算计，看不到故意的耍弄阴谋，也看不到冲动离开集体的行为;在男主和女主两人接连失去逃生的希望、失去行动自由乃至失去亲人后，这样两个普通人在短暂的情绪崩溃之后，立刻选择承担起更高的使命。
不止男女主角如此。通常承担插科打诨任务的丑角“中国心”，在任务无法完成时选择把自己置于危险中，让男主角顺利脱离险境;“肌肉男”队长尽管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但也没有保证任何人的安全，他被指派的所有任务都没有真正完成。
不管是程序员、跟班、小队里的悲观者还是失控打爆“火石”的女性角色，在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时都会毫不犹豫的站出来，以致到最后相当一部分人死去，剩下的几位看起来也没有保证活下来。在电影进行的过程中，所有人展现自己性格的同时，都没有触犯到“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这根红线，也因此既失去了某些个人形象的记忆点，又让一种超越个人的集体形象隐隐竖立起来。
用一句话总结。在地球面临重大灾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尽职的，但他们的尽职是无用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这种独特之处在全人类的灾变面前毫无意义。面对世界性大灾难，一线的执行人员没有进行价值辩论的自由，他们只能去执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为了活下去挖掘更多技术上的可能性。饶是如此，他们还险些前功尽弃，葬身木星。
所谓“天地之不仁”，就体现在这个意义上。
基于“天地之不仁”，《流浪地球》的剧情主线是反好莱坞叙事的。主角所在的小分队千辛万苦赶到了最需要“火石”的地方，却发现那里的推进器已经被其他小分队修复完毕，这成为了一种隐喻--在集体灾难面前，没有谁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个人的性格甚至决断很大程度上不能影响任务的完成，这让每个人首先是一颗棋子，其次才是一个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