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人怎样过春节
一百年前的成都，也就是晚清民国初期，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范畴内过春节，如家庭、邻里和社区。春节既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大众文化最完全的表达。
节日期间，街头展示新的面貌，卖门神、“喜钱”、香烛的小贩在街上摆摊吆喝。“喜钱”是一片片红纸，又称“喜门钱”。节日给成都手工匠“极好机会去证明他们的传统技术和价值”。
据这个时候来成都的传教士记载:沿街的房屋和商铺也带给城市节日的气氛，春联和圣谕贴在门上，“每扇门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尘埃一扫而净，还贴上五张红纸做成的‘喜钱’”。带装饰性的对联一般在春节前贴出，表现了主人的心愿。
另一记录称，人们还在门神前焚烧喜钱以求来年发财，称“火烧门前纸”。这些活动也出现在竹枝词中:
家家门户焕然新，都贴喜钱扫俗尘。
红纸五张装体面，柴门也自见新春。
“买卖对联”，王弘力画《古代风俗百图》
据英文《华西教会新闻》(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记载的1905年春节时的成都:
在街上人们都带着笑脸，挥动着宽大的袖子，行人都停下相互问候。穿着绸长衫和戴着红流苏帽的仆人忙着分送其主人的贺卡，店东们踌躇满志地漫步街头，小儿们手戴镯子和挂着狮子、金佛像等饰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三两两的小姑娘们，穿着五光十色，面色粉红，头发扎向一边，额前飘着浏(刘)海，真像仙女一般。
春节期间人们喜欢户外活动。这时春天快要来到锦江河畔，穿着一新的男女们在街上互致节日的问候，如竹枝词所云:
锦江春色大文章，节物先储为口忙。
男客如梳女如篦，拜年华服算增光。
放鞭炮是节日期间最重要的娱乐，成都竹枝词也有描述:
街头爆竹响愁人，肖像桃符彩换新。
堪笑成都迷信久，年年交替说门神。
下图选自傅崇矩《成都通览》(1909~1910年印)，题目是“烟火架”，图上的说明称:“火炮铺所造，形势恶劣。然商家开张，必藉此以聚客。每放一处，则阖城观者，均蜂至矣。实无谓之事。”我们可以看到，傅崇矩对放火炮很不赞同，透露了改良者对许多传统习惯的批评态度。
《烟火架》，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大年初一早上人们相互拜年祝福，然而也有许多人将“贺春名签，多贴大门，不见主人而去”。
“拜年”，王弘力画《古代风俗百图》
春节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他们也使这个城市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儿童行乐及新正，击鼓敲锣喜气盈。
风日不寒天向午，满城都是太平声。
扯响簧是过去春节儿童最喜欢的玩具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十分流行，可惜今天一般只有杂技演员用作表演了。据《成都通览》:“响簧以竹为之，用绳扯之，其声瓮瓮。小儿过年，争相购买。每逢腊月十六日起，四乡之业是者，均入城开售。”这里也说明此类物品，大多由乡村农户制作，然后入城销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的依赖关系。
《扯响簧》，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各种民间艺人在街头表演，据称是:
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
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
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人们习惯性地“偷”邻人菜园的蔬菜作为晚餐，当地称之为“摸青”。如果说平日这种行为是非法的话，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摸青”则被视为理所当然。
店铺一般在大年三十关门，春节后开门时间取决于其经济状况和所择“吉日”。一些小铺在初一便开门营业，大部分在初五，有的甚至迟至初十五。
当春节后店铺重开时，都要敬财神、放鞭炮和在匾上挂绸。一些大店每天多下一个门板，称“提门”，直至若干天，甚至十几二十天后全部门板下完，称“大开门”。
当大多店铺关门贺年时，小贩却迎来了一年中生意最兴隆的时刻，他们向街上的行人兜售各种水果、坚果、糖果、脸谱和图画等。各类工匠、生意人都利用春节展示和销售其产品，如衣服、食品、民间工艺，以及如火炮制作等技术。
春节也为曲艺、杂耍等江湖艺人提供了演出的舞台。因此，春节的活动亦是城市繁荣最重要的表现。
街头杂耍艺人。工笔画长卷《老成都》局部，孙彬等绘，1999年。
庆祝节日总是夹杂着宗教崇拜仪式。当春节临近，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人们拜灶王爷，据说灶王爷在年前要上天去给玉皇大帝磕头，在除夕返回，人们则彻夜不眠，曰“守岁”。大年初一清晨，各家各户、各商店开门迎东来的财神。各店铺都换上了新门神，将店内的尘埃扫除一净，以把过去一年的不幸一同抛弃。
传教士J.韦尔(J.Vale)注意到:“在众神中，门神为主，其为各阶级所供奉。”下图是1912年《通俗画报》所画成都鲍公祠的大门，上面的门神清晰可见。
鲍公祠的门神画，《通俗画报》，1912年
节日期间，家家户户都备酒和鸡供财神和土地神，烧香磕头，说吉利话，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
只鸡尊酒算奇珍，祭罢财神又土神。
只恐旁人忘忌讳，不祥语至最堪嗔。
正月十五后，人们聚集南郊举行“迎喜神”的活动。由此可见，大众宗教仪式成为人们节日庆典的重要部分。
如果春节期间遇到下雪(这在成都是很难得的)，人们更是欢欣鼓舞，欢迎瑞雪，有的会做一雪人以锣鼓送到邻家，称“送雪童子”，这是给那些没有子女的家庭最美好的祝福。这种送童子的活动，最能反映邻里关系，表现了同一社区人们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纽带和感恩心情。
春节不仅是家庭的重要节日，也是社区的重大活动。在正月初九，当人们敬“文财神”(又称“赐福天官”)时，各街的街首便开始办会(又称“上元会”)，沿街向各户“化钱”。用筹来的钱在街上搭拱形的“白果灯”，下面可敬神和演灯影戏。这也是人们“求福”的一种形式。各街还会举行一次全部街众参加的盛宴，并资助狮子龙灯表演。
元宵节“灯会”，王弘力画《古代风俗百图》
节日期间，街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灯笼，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实际成了一个“灯会”。这期间，无数美丽的彩灯装饰着成都，人们眼前是一片壮丽的景象。一名传教士写道:看灯的人们“拥挤在节日的街头，各街举目皆由粉红和红布妆裹”。节日的灯笼成了街头文化的一部分。灯笼一般由各色绸子和纸做成，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绘有各种花和动物等图案，人们用其来装饰门面。
在主要的大街，“搭有横跨街头的台子，每隔一段一个，上有寓言中的人物，放有许多盆栽的花卉，有灯、烛和镜子”。还有许多用竹子做成的动物形象，如大象、狮子和梅花鹿。
灯会吸引许多观众，正如一首竹枝词记述:
元宵灯火敞玲珑，锦里繁华入夜中。
最是无知小儿女，出门争看爆花红。
同时，一个灯市在府城隍庙和科甲巷各街举行，真是“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许多男人也借机上街看那些穿着鲜亮的女人，一首词讥讽道:
六街莺燕带娇声，朵朵莲花数不清。
到底看灯还看妾，偎红倚翠欠分明。
灯会中最热闹的是耍“龙灯”，又称“烧灯”。下图来自《成都通览》，图中说明称:“正月初九日方出灯，十六日止。乡间则放花炮，烧灯甚多。”这些龙灯用彩色的长布做成，有头有尾，由两人舞狮，十余人舞龙。随着爆竹声进行的表演总是吸引人山人海般的观众，他们从一条街到另一条，所经之处，观众投钱以示嘉奖，这个表演一般持续至半夜。
《耍龙灯》，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这种活动是“岁岁皆然”,到民国时期，例如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据《国民公报》的描述:“龙灯、狮戏亦各十数部，所经街道，倾城夹观，左右如堵，亦有空巷之致。”
除此之外，耍龙灯者还应邀到一些富人的公馆表演，如果表演精彩，他们得到赏钱和“挂红”。巴金在其著名的小说《家》中对此有生动描述:
锣鼓不住地响着，龙灯开始舞动了。这条龙从头到尾一共九节，是用竹条编成的，每一节中间插着蜡烛，外面糊了纸，画上鳞甲。玩龙灯的人拿着下面的竹竿，每个人一节。前面另有一个人持着一个圆圆的宝珠。龙跟着宝珠舞动，或者滚它的身子，或者调它的尾巴，身子转动得很如意，摇摇头，摆摆尾，或者突然就地一滚，马上又翻身过来，往另一边再一滚，于是很快地舞动起来，活像一条真龙在空中飞舞。旁边的锣鼓声正好像助长了它的威势。
巴金还描述了观看者是怎样故意朝着赤膊的玩龙灯人发射火炮，龙灯着火，后者不得不忍受被灼的疼痛。
一些精英指责这是一种“恶习”，因为这个活动经常导致伤人和火灾。巴金也借用小说中主人公的话对此严厉地批评道:“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
虽然这个批评反映了新知识分子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但也暴露出他们对传统民间活动的鄙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足为奇，它反映出当时新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倾向性，类似的指责几乎在精英的文章中比比皆是。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城市时指出，传统中国城市居民没有“社区意识”，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家乡(通常是农村)看成最终归属地，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发展。
《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王笛著，甲骨文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版)
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从上面成都的春节庆祝活动来看，韦伯是大错特错了(罗威廉的两本关于汉口的杰作也证明了这点)。不过根据我的观察，由于现在城市不断的拆迁和重建，人口流动的加剧，传统街坊邻居的消失，再加上商业化和全球化，人们的城市自我认同和社区意识，今天倒是真的削弱了。
在过去的城市的春节庆祝活动中，社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现代化的冲击、居住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增加，削弱了社区的角色，社会日益原子化、流动化，庆祝春节逐步演变为一家一户的行为，人们的社区纽带基本上断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