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全集一出,“活鱼”一条

“不要理我们，你们慢慢开花，我们等！”——在出版瞬息万变、从成稿到成书几乎能以天数计的今日，让读者这样甘心等待的书籍，是哪一部？

在好书林立、几乎每月都推出名家大家作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发动全国的专业力量精编精校八年而迟迟未成书，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微博平台上被读者留言，催促了数万次的作品集，又是哪一部呢？

在刚刚过去的一月份，不论是急切还是耐心的读者，都等来了结果——经过八年编辑，《汪曾祺全集》首发，该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共计400多万字。

壹 把自己比作“一条活鱼”

这部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孙郁称为“《鲁迅全集》之后最有分量的”作品全集，从印厂直接拉去首发现场的第一批80套样书，就算单体重量超过10公斤，仍是“秒空”。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学者杨早是最早的拥有者之一，这并非只因为工作或兴趣，而是有更深的渊源——第11卷《诗歌、杂著卷》中，收入汪曾祺赠杨早的祖父（杨汝纶，汪曾祺表弟）与父亲（杨鼎川，当代文学研究学者）的诗；是卷“附录”中，还有杨父1994年对汪曾祺作的访谈《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

杨早当年听过访谈的原始录音，印象最深的是汪曾祺把自己比作“一条活鱼”，“你们（指研究者）别把我切成几段喽”。一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家呈现给读者和文学史的面貌，要“全”，要“活”，最重要的莫过于出版一套“靠谱的全集”。

说“全”容易，行之何难！在新书发布会上出现了这样一幕，汪曾祺先生的儿子汪朗，用一贯的“汪氏幽默”，为父亲的“不像话”向编辑们道歉。他说：“为什么说我们家老头太不像话了呢？他一辈子写的东西都在这，随写随扔，我们家没有给他整理得比较完备，而他自己‘吹牛’说自己将来能进文学史的，但对自己的东西又不是很在意，所以这给这套全集的编撰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老头如果生前认真一点，可能这个全集编起来能够更顺利一点。”

贰 颠覆学界“汪曾祺大器晚成”的刻板印象

汪朗说：“编辑者们什么犄角旮旯的东西都划拉出来，而且加以严格地考据、修订，这是我们家里人做不到的。”实际上，早在1998年，也即汪曾祺去世后的一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过一套8卷本《汪曾祺全集》，但因为时间匆促而错漏不少，有大量佚文未被收入。

而此次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与北师大版相比，新收的小说就有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新收文章合计100多篇；书信卷增加了238封；还有剧作7部。诗歌卷收录汪曾祺诗歌257首，其中40余首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从文类看，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收入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还收入了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

杨早认为，《全集》编辑过程的拉长，未尝不是一桩好事。这些年间，汪曾祺大量佚作被从报刊中钩沉出来，其中民国时期发表的小说就有25篇，完全颠覆了学界“汪曾祺大器晚成”的刻板印象，汪曾祺的文学形象也从略显尴尬的“80年代新秀老作家”，变为打通民国与共和国两个时段文学的双重参与者。而新收的散文、评论、剧作，当然更加丰富了一位作家的疆域。至于《全集》增加的大量诗歌、书信，甚至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汇聚一处，才让汪曾祺配得上“一条活鱼”。

叁 编辑过程细密，校勘严格

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将编辑中的“全集”小说卷先汇成《汪曾祺小说全编》出版，责任编辑郭娟老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曾以“兴奋、乐坏了”来形容编辑团队发现汪曾祺佚作时的情态。她说，这次出版全集，小说部分又在“小说全编”的基础上再加入了一篇《白松糖浆》，但这不算佚作，而是经过大家讨论从“散文卷”调拨过来的，并且采用了汪曾祺的女儿汪朝从北大图书馆找到的最佳底本，补足了原有版本的缺字、错字。

从中也足可以看出整个编辑过程的细密。郭娟说，全集中收入的文学作品都尽量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少量未发表作品以手稿、油印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照校本，进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倒置及标点错误。

李建新是全集小说卷（部分）与书信卷的分卷主编之一，有一个细节记得很清楚：在小说部分交稿以后，他比照《侯银匠》一篇的手稿，又改出一个困扰多年的错字，立刻开心地写邮件告知郭娟——“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历来市面上各种版本都是“吃焖饭”；后来通过扫描原稿放大了看，发现“焖”字实应为“烂”字。“汪先生手稿常是繁简夹杂，此处应该是繁体的‘爛’，右边的‘门’字给简化了。而且从上下文看，‘硬’、‘软’描述的都是米饭的软硬程度，‘烂’比‘软’更甚一层；如果是‘焖’，忽然变作煮饭的方式，逻辑上也不对。”

季红真谈汪曾祺：

（季红真研读汪曾祺作品四十余年，现为《汪曾祺全集》主编、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

汪曾祺是语言的大师，而且适应了现代文化转型，成功地自然过渡古汉语与现代书面语、民间口语和方言行话等，诗文传统与白话传统浑然一体，又根据题材而富于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

汪曾祺的作品看似平淡，但研究起来很有意思，比如说《受戒》实际上是一篇游记性质的小说，不期而遇的邂逅中要从释名开始，其中就包括了文化史的丰富内容。《大淖（nào）记事》是笔记体小说，但它是一个隐含着民族志的微型方志，所以要从命名开始，和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起始一样；但他命名的过程比鲁迅漫长，经历了半生的寻找。鲁迅找不到固定语义的汉字，只好用拉丁字母的语音标注，汪曾祺找到了相宜的汉字，而且是在反复比较之后的情感选择。这其中呈现的是“五四”一代与上世纪40年代知识者知识谱系的差异，是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之后两代人的对话，而且是在继承中矫正式的对话。

汪曾祺的写作实际做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疏浚工作，回到古老的源头，使小说从庙堂回到民间，让小说的民间性、世俗性和边缘性得到充分的美的表达，同时又以儒家诗教为本，兼容佛老，让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自然地过渡，白话传统和诗文传统交汇。这跟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业有关，他的师友里既有古文字学家、音韵学家，也有英语翻译家，更有沈从文这样的新体文专家和昆曲名票等。

他长期在剧团工作，能够在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之间发现一条自然衔接的通道，这也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文学的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如果对语言没有自觉，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汪曾祺对自己的母语有高度的感悟，写过多篇谈汉语特征的文章在国内外讲演，写作是这种感悟的创造性体现，将继承和创新高度融合。汪先生的作品看起来平淡，其实文化含量非常之大。我说他是空前绝后，真是不为过，因为在大的历史转型之后，他所经历的那种民间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在文化史上中断了。

汪曾祺(1920—1997)

江苏高邮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他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他前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师从沈从文，后启寻根文学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潮。汪曾祺的创作，小说、散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诸体兼备，皆取得很高艺术成就，堪称文体家；又兼及书画，多有题跋，以博雅名世。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