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的幽默与沉痛，都根植于老舍热爱的语言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这是张爱玲读小说《二马》的感受，1929年，《二马》如同一阵北京吹来的烈风，给予文坛强烈震撼，老舍用老辣诙谐的语言，刻画出清末民初的世情百态。小说明写中国人在英国的故事，暗里针砭中国的国民性，老舍看似不问世事，不讲主义，专心描绘小人物，其实，对中国的屈辱记忆有切肤体会的他，始终小说里追问——中国何以至此？
电视剧《二马》
七十年后，也就是1999年，为了纪念老舍诞辰一百周年，沈好放导演、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二马》播出。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青年人热切向往出国留学。在当时，相当一部分国人有“美国崇拜”，把奔赴美国视作自己的青春理想。所以，虽然相隔七十年，剧版和原著所呼应的时代背景却有微妙的耦合。
今年，是老舍诞辰120周年，回看《二马》，原著在清末民初国门大开的背景下对国民性的深究，它对国民性的精准剖析、对留洋读书人的描绘，还有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和对爱国救亡的呼吁，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得到回应。
陈道明饰演马则仁，芭拉·维尔舍饰演温都太太
一百多年前，旧秩序瓦解，新的体系还未建立，国民处在混乱之中，盼求寒夜里的一点光。时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儒家的理念已经失灵，中体西用也不能包治百病，以梁启超、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心“国民性”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有莫大关联，中国人的国民性根植于中国传统，但这传统在救亡时代已经不合时宜。基于唤醒国人的迫切愿望，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分析以批判为主。
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列举了“国民劣根性”的六大要点：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而“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
新文化运动展开后，鲁迅更是通过一系列杂文、小说探讨“国民性”。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说：“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在关于鲁镇的系列小说中，鲁迅塑造了一批好面子、讲规矩、旁观、势利、胆怯、精神胜利、爱当奴才的人物，借以批判他眼中国民性消极的一面。
老舍的《二马》延续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小说中最主要的三个人物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形象，他们含有中国人的不同影子。
“老马”
在剧中，陈道明塑造了集猥琐和骄傲于一身的马则仁，这个被朋友称呼为“老马”的中年人是一个有北京味儿的“方鸿渐”，他自命不凡，却科举不顺，考不上功名，自诩“无官一身轻”，喜欢充面子装大爷，滑稽之余又显得可爱。在原著中，老舍这样描绘“老马”：“他既不近视，又不远视，戴着大眼镜，只是为别人看着年高有威”“年纪至多也不过去五十，可是老故意带出颓唐的样子”。“老马”不只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化身，也象征了中国人国民性的一部分，比如：讲规矩、重义气、好面子、论尊卑。“老马”再穷不能穷面子，再苦不能苦尊严，时代轰隆巨变，他守着传统的规矩，所以当“小马”笑他刚到英国就和房东温都太太好上，他就摆出架子，要“小马”掌自己的嘴。老舍写“老马”不是讽刺，而是含有温情的惋惜，“老马”就是他从小打交道的胡同口老爷爷老太太，“他们虽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很‘旧派’，很保守，很闭塞”。
和“老马”相对，“小马”是清末民初常见的“进步青年”。他接受新锐思潮，怀揣救国热望，有振作的决心，却无革命的勇气，骨子里恪守着中庸，对事情总是犹犹豫豫，退步不是，进一步也不是。在他的身上，观众能看到哈姆雷特、少年维特乃至鲁迅小说中“涓生”的影子，这样的人在哪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只是在传统中国保守、忍让气氛的滋养下，“小马”显得更多了一些。
王同辉饰演“小马”，梁冠华饰演李子荣
“二马”是新旧两代中国人的倒影，他们是整部作品的灵魂，撑起了主要情节的戏剧张力，“二马”之外，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那就是老舍眼中的理想青年“李子荣”。在老舍看来，理想的中国青年需要有“办事人”精神，这也是老舍对英国人佩服的地方，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李子荣就是一个有“办事人”精神的人，他不空喊口号，不在浪潮的中央，但他实心用事，认真独立，和泡在人情社会大染缸太久的“老马”相比，他更有现代公民的模样，和犹犹豫豫的“小马”相比，他更能一点一点把事情做下去。老舍对李子荣满怀欣赏，这是他眼中入世却不世故的典范，他深谙中国人的变通，又不以圆滑油腻的面目示人，他面对洋人不卑不亢，面对受难的同胞出手相助，如此理想的人物，是老舍对改善国民性的一种希望。
和鲁迅不同，老舍对国民性和旧中国虽有批判，却温柔宽厚，他的恻隐之心不允许他决绝地告别旧物，对老北京的市民风物，他习惯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逗乐捧哏，日常趣味。不是全盘认同，也不愿一笔勾销，他记录下来，成为一种旧时生活的写照。所以，《二马》是很生活化的作品，叫人看了，如同去北京旧地走街串巷。
尽管，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剧版《二马》无论在画质还是拍摄手法上都显得陈旧，但它的内容常看常新，究其原因：一个在语言，一个在还原度。语言有老舍的底子，自是一等一的保障。还原度上，《二马》生动鲜活地呈现了清末民初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该剧没有正面呈现洋务运动、甲午海战、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大事件，但通过老马们的唠嗑，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那个年代的样貌，仍会热腾腾的扑面而来。它就像一份有特殊调料的老北京酱菜，唤起特定人群的尘封记忆，观众眼前的不只是“二马”，还有那个已近消逝蒙尘的岁月，虽不美好，却犹如青春一样深深烙印在过来人心中，成为他们血液的一部分。
“二马”
百年前，在那个冰凉动荡的半殖民半封建年代，留洋海外的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居优越的洋人施加给他们的不平等对待和歧视的眼光。清末到民国的文学伴随着这份屈辱记忆，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后，民族情绪高涨，自强求新的呼声漫天，小说家们开始自觉书写唤醒国人沉睡灵魂的文字，《二马》的诞生就与此有关。
在英国，老舍切身感受到了洋人对中国人的蔑视和成见，那些东方主义的想象，基于自身优越感的眼色，深深刺痛了老舍的心灵。
《二马》并不只是一部诙谐剧，它反映了老舍对弱国弱民怒其不争的心态。《二马》是一部夹叙夹议的作品，它在艺术上还有欠缺之处，但在这些议论中，我们能看到老舍鲜明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为什么剧版《二马》会在诙谐中保留一丝沉痛的基调，该剧的片尾曲严肃深沉，犹如一首哀叹家国沦陷、国民不争的长歌。
老舍留恋老北京的人情味儿，不习惯外域生活和洋人对中国人的眼色，所以，《二马》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篇幅发生在英国，却有浓厚的北京胡同味儿，里面的英国人说起话来都有一股京腔儿。英国姑娘说话不会说“跟我洗澡去，你个小脏东西子！”但老舍偏这样说，他不是不懂英国人怎么拿腔拿调，他在英国，见的都是英国的风情，可他看待外物的视角、谈吐的腔调，仍是习以为常的北京味儿，老舍不喜欢英国人傲慢的一面，也没有真正融入洋人的文化，所以他要让自己笔下的洋人带京腔，是嘲弄，也暗含他的姿态，《二马》是北京的，也只能属于北京，《二马》的一切幽默与沉痛，都根植于老舍热爱的语言。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