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财经观察丨展望2019：中国需要“供给侧减税”

作者邵宇

2018年，12月10号，周天勇教授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中国税费负担有多重？应当减多少？》一文，引发市场不少关注，根据其文中的测算，2017年，中国宏观税负为36.2%，在任何一个口径上比较，都排在世界前列。设定最高税负不超过30%，周教授认为，中国的减税额应达到5.8万亿，可分3年完成。所以，5万亿这样一个减税礼包是可期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减？

需求侧减税和供给侧减税：一个理论分析

减税，既可以是供给侧的，也可以是需求侧的，但效果却有较大不同。减税通过两种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一种叫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另一种叫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前者指减税可以增加税后收入，从而增加需求；后者强调减税会提供一种激励，使人们用劳动替代闲暇，或者用投资替代储蓄等，这会增加产能，即供给。“供给经济学”强调的就是后一种效应。

从具体措施上来看，需求侧减税的一个典型形式是增加抵扣额，而供给侧主张降低边际税率。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可以从两种减税方式产生的激励机制来理解。在累进税体系下，增加抵扣额，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激励是一样的，很少有个体会因为抵扣额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因为，边际劳动收入的减税额为0。但降低税率的效果却明显不同，以高收入阶层为例，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等级为45%，这就意味着，这个收入等级的劳动者，边际上有近一半的收入要纳税，每多增加1元收入，就要上交0.45元。如果将税率降到35%，就意味着每增加1元的收入，相比以前就多0.1元税后收入，从而增加劳动供给。中国新一轮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如提高起征点至5000元，以及增加个人所得税抵扣额，都属于“需求侧减税“”——“将钱塞到消费者口袋里”，其经济学效应是增加消费支出。

如图1（左）所示，需求侧减税的效果，就是将短期总需求曲线从移到，结果是物价上升，短期总产出提高，均衡玉栋。但是，长期总供给曲线保持不变，新均衡并非稳态。在此均衡点，物价预期会提高，且由于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预期劳动力成本会提高。所以，站在生产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会缩减产量，短期总供给曲线将移动到，此时，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重合，达到稳态均衡，与原始均衡点相比，真实产出不变，物价上升到。

右图显示的是“供给侧减税”——降低边际税率（所得税或增值税）的经济效应。理论上，可以实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其逻辑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由于每增加一单位收入，都能够增加税后收入，所以会促使人们更加努力的工作，同时，还会促进一部分非劳动者群转变为劳动者；降低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税率的道理是一样的，企业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税后收入都会增加，会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劳动需求，提高劳动者工资，需求侧也会增加。与此同时，劳动供给和资本存量提升的效果是，长期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从移动到新的均衡——无通胀的增长。

总体来说，需求侧减税，通过收入效应，带动短期需求增加，但长期而言，只会引起通胀。而供给侧减税，收入效应叠加替代效应，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总需求，还能通过供给带动需求，使得长期总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同时向右移，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得以扩张，且能得到需求的支撑，更加有利益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然，供给侧减税的实际情况，还要看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当然，在尚未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情况下，需求侧减税也会使得供给侧曲线右移，机制是：物价上升，会改善企业盈利水平，有助于企业扩充投资，需求和供给同时增加。）

特朗普减税：“肯尼迪-里根模式”

图2为1913-2012年这100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区间。可以看出，二战时的个人所得税结构——共24档，最高税率达91%——一直沿用到了1963年。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增速低迷，1957-1958年增速下滑，1958年还出现了负增长（-0.7%）。所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争辩的核心议题是经济增长。1960年11月8号，肯尼迪击败尼克松，赢得了总统大选。面对肯尼迪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兑现5%的GDP经济增长的目标。

肯尼迪是个很自信的人，在经济政策上，很少有人能够影响他内心的想法，但是他又很喜欢咨询大家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来自两个部门：一是财政部，部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是一名共和党，观点偏自由市场派，主张改革财政与税收政策，使其更加简单、高效。助理部长斯坦利•萨里（Stanley Surrey） 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极力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另一个是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以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为主，成员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他们都主张增加税收、政府支出和赤字提升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执政的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在国内奉行的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肯尼迪当选时，美国刚刚从为期7个月的衰退中缓慢复苏，农业收入连续9年下滑，企业破产潮仅次于大萧条时期，失业率达到了6.5%。肯尼迪想要的是见效最快的刺激政策，所以，增加政府支出成为其工作的重点。但是，1961年经济增速与1960年持平，仅为2.6%。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挑战，促使肯尼迪重新思考美国的出路，最终使其从凯恩斯经济学转向了“供给经济学”。

1962年是重要转折点。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及预期，失业率再创新高，钢铁工人罢工不断，资本市场后劲不足且掉头向下，再加上人权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都促使肯尼迪做出范式转变。萨缪尔森在1961年的报告中建议，如果经济在1961年仍不见好转，可启用“第二道防线”——临时性减税。1962年初，肯尼迪计划向国会递交提案，在半年时间里，减税5个百分点，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0,91]降为[15,86]。但是，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机构的研究引起了肯尼迪的关注。比如弗里德曼在1957年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个人消费是受到持久收入影响的，故临时性减税措施并不能刺激消费的增加；再者就是BIS和IMF的研究均指出，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对于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至关重要，而货币政策只能在维护“黄金-美元”汇率上有帮助。其中，正在IMF任职的罗伯特•蒙代尔就提出了“减税+强美元”的政策组合。随着肯尼迪态度的转变，CEA只能妥协，海勒也开始对“供给侧减税”（supply-side tax cut）持支持态度。

在1962年8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的演讲上，肯尼迪全面阐述了他的新主张。他认为，“帮助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行动是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少抑制私人支出的桎梏……而最好的提升消费者和企业需求的手段，是减轻私人收入的负担，消除现行税制对私人积极性的障碍。”为此，肯尼迪计划在1963年颁布并推行新的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方案：个人所得税方面，最高税率91%和最低税率20%均降低30%，分别至65%和14%，中间22档均降低22%；企业所得税，每档降低10%，最高税率从52%降到了47%。该案通过了众议院的审核，但还没等到参议院批准，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就遇刺身亡了。约翰逊接任总统，在原班经济顾问团队的支持下，减税方案于1964年1月23日获得通过，最终方案是将最高税率从91%降到了70%，降幅约23%；最低税率从20%降到14%，降幅30%；其它税率降幅均为23%。分1964和1965两年实现。

如图2所示，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减税措施，一直持续到1981年里根上台。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美国1979和1980年的通胀率均超过了两位数，1979年为11%，1980年达到了14%，而经济增长却出现了停滞，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滞胀”，而里根的药方则是新一轮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方案。1981年2月，刚刚上任1个月的里根，就对外宣布了“10-10-10”减税方案，即分三个时间段，每次减税10%。最终，各方妥协的方案是“5-10-10”，1981年10月1日减5个百分点，1982年7月1日减10个百分点，1983年7月1日减税10个百分点，1985年之后，再依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这就是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法案》的重要内容之一。里根的出发点与肯尼迪是一致的，除了国防的开支，要减少其他开支，主要依靠激励私人部门带动经济实现无通胀的增长。巧合在于，里根方案 与肯尼迪方案的减税幅度都是23%。连任之后，里根推动的《税制改革法案》（1986）获得通过，税率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仅15%和28%两档，起征点提高80%；企业所得税分三档：15%、25%和34%。

肯尼迪和里根减税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里根执政时期，从1983年至1988 年5 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 个月，成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另外，个人消费支出和私人投资均有较大提升，到1984年，GDP增速达到了8%，政府赤字也开始收窄。除此之外，美国还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企业利润也开始回升，基本面改善驱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牛市行情。

但值得强调的是，虽然里根1986年税改降低了企业税率，但法案中的其他条款实际上提高了资本成本。例如，将资本利得作为普通收入征税，等于把资本利得税从20%提高到28%。再比如，取消企业投资抵税额度和延长企业投资折旧期也提高了资本税。总的来说，1986年税改对长期GDP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恰好说明，“供给侧减税”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边际资本成本。

特朗普是里根的信徒，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是“肯尼迪-里根”模式的布道者，“供给学派之父”拉弗也是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之一。2016年春天，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就召集库德洛、拉弗和摩尔三人去特朗普大厦商议“治国理政”之策。库德洛回忆称，特朗普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想要的减税方案，要比里根的更大，更完美，这就是2017年12月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主要内容是：个人所得税方面，单个申请者的免征额提高到1.2万美元，户主为1.8万美元，联合申请者为2.4万美元（税改前分别为6500美元、9550美元和1.3万美元)；企业所得税从35%降为21%。不仅如此，还大大提高了企业投资的税收抵扣比率。库德洛称，将来还会有税改2.0、税改3.0和税改4.0。我们与英飞咨询（ISM）课题组对特朗普减税一篮子方案的效果也作了测算，结果显示，对美国的GDP、企业投资、个人收入等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特朗普复兴美国制造业目标是一致的。

“供给侧减税”的实证分析

自2015年开始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去产能（兼并重组、环保约束）和去库存（棚改）成效显著；去杠杆（资管新规、影子银行等）转向稳杠杆和结构性去杠杆并重，其重心将转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摸底和处置；补短板（CDR、科创板）仍在继续；降成本迫在眉睫。

就降成本而言，主要就是给企业减负，直接目标就是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最优方法就是降低企业边际资本成本，即“供给侧减税”。从图3也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仅这一项，就要高于OECD国家企业的平均税率。如果再加上增值税、员工社保开支等等，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是不具备竞争力的。

我们与英菲咨询（ISM）测算了3种企业减税的方案：（1）企业所得税降低1个百分点；（2）增值税降低1个百分点；（3）增值税三档并两档，16%变为13%，10%变6%，原6%不变；从结果来看，第3种方案减税力度最大，效果也最为显著。图4为第3种方案在宏观上的影响：GDP增速将提高0.7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更是提高了2.7个百分点，实际工资水平也会逐步提高（就业率自第二期开始被设定为常量）。

图5考察的是增值税3档并2档对不同行业（共146个细分行业）的影响。从绝对数值上来看，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增加值的增幅，这一点与图4是对应的，降低增值税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刺激作用， 汽车、金属制品与机械设备部门更为显著。

中国的GDP增速不断下行，主要是由TFP由正转负，以及资本存量逐步下行导致的，这两者又是高度相关的。所以，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只是，在“新时代”的故事里，企业应该是主角，而台本，就是“供给侧减税”。这一点，中美博弈的当下，又多了一重战略意义。

作者简介 ：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