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录相取证再救人：别把善良逼入绝境

田声传

据《新京报》1月23日报道：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上，途经此处的5名大学生因担心“碰瓷”被讹诈，他们先拍照取证后才开始救人。我读了这则新闻，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啼笑皆非。我对五位见义勇为的大学生表达崇高敬意的同时，又陷入了对社会道德缺失的焦虑之中。

曾几何时，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尊老爱幼等行为，都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颂，感天动地的道德楷模。然而，仿佛是一夜之间，中华民族的这座精神丰碑坍塌了、崩溃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似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陷阱与阴谋中。即使是在车祸现场或有人突发疾病倒地的危急情况下，好心人在实施救助之前，得先证明被救护者倒地或受伤与“我”无关，得先保护自己不被事后讹诈。是谁种下了这枚畸形的道德苦果，将人性中本该自由行走的善良，一步一步地逼向冷漠的绝境？

不知始于何时，在我们浩瀚的汉语词汇中，悄悄地多了“扶不起”这么一个三音节的词语。为什么“扶不起？”人们最经典的解释是发生在南京的那个“彭宇案”。2006年11月20日上午，64岁的妇女徐寿兰在南京水西门广场公交站乘车时摔倒，同样在此乘车的26岁的小伙子彭宇将其扶起后，与随后赶来的徐寿兰家人一起将她送往医院治疗，期间，彭宇还代付了200元医药费。

如果事情到止结束，一切当然是岁月静好。然而，徐寿兰随后指认是彭宇将她撞倒导致受伤，并向法院起诉索赔13万余元。而扶人者彭宇却否认撞倒了徐寿兰，认为自己很无辜。案件经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彭宇赔偿原告徐寿兰45876.6元。这是一起十分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解决争议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判决书一出来，不仅引发了激烈的舆论争议，而且使这个案子演变成了“扶不起”或“扶不扶”的道德问题标本。

其实“彭宇案”发酵的真正原因，并非在于徐寿兰究竟是不是彭宇撞倒的，而是对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中的不当陈述表示抗议。在这份“（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判决书中，法官在陈述判决彭宇赔偿原告徐寿兰45876.6元的理由时说：“如果被告（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该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法院判决书中这段完全依据个人猜想推理的陈述，被网民们发现了重大的逻辑漏洞，言下之意是：不是你彭宇撞的为什么要扶？不是你彭宇撞的为什么要跟到医院不走？不是你彭宇撞的为什么要出医药费？对于这样的“神问题”，我想，不仅彭宇回答不上来，所有的网民回答不上来，恐怕即使是古西腊雄辩家苏格拉底再世，也难以回答上来。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严重违背了社会公众对正义的基本认知，才使“彭宇案”陷入舆论的漩涡。大家都知道，“彭宇案”的最终结果是，彭宇不服判决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在二审即将开庭之际，他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撤诉了。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并签订了保密条款：“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更为吊诡的是和解之后，彭宇竟又承认自己与原告徐寿兰在车站时有过身体接触。

尽管“彭宇案”的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和解，但案件的和解，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一审判决书中法官过于随性化陈述的不满。由此，使这起案件被舆论众口铄金，成了“好人被冤枉”、“道德滑坡”、“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甚至有人在评估此案对道德体系的破坏力时说，它使我们的道德建设倒退了50年。当然，这个断言过于夸张和偏激，有误读的成分，但其负面效应的确不可小觑。加上“彭宇案”之后，全国各地又接连发生了多起见义勇为者遭讹诈的事件，特别是2014年1月2日，广东省东源县漳溪乡46岁的村民吴伟清，因好心扶了一位摔倒在地的老人后被讹诈要求赔偿20万元。为了自证清白，他愤而跳水自杀。

这些事件产生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扶不起”的畏惧感。救人之前先录相、拍照的现象，早在这五名大学生之前就有人这么做过了。2014年2月，江苏省泰兴市街头一名女子因交通事故头部受伤倒在地上，开车途经此处的两名司机停车后，也是先拍照、录相再开始救人（北京晚报）。2015年9月19日，河南省郑州市街头一名头上流血的老人趴在地上，多名市民在施救前用手机拍照，大家约定，如果被讹诈要相互作证（河北新闻网）。这种现象，像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也能实现见义勇为的正义，但毕竟这是一个无奈的“次优选择”。

先拍照后救人现象的产生，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诚信焦虑，并且这种焦虑自古就有。大家一定还记得曾经读过的《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故事吧？只不过我们在由传统农耕社会进入到商业文明的今天，这种“焦虑”被进一步加剧。思维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行为的改变，如果社会诚信过度流失，势必会将已经步履维艰的善良逼向绝境。要遏阻这种道德颓势，我们除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道义上的掌声外，更要在法律上为他们撑起制度的保护伞。进一步完善“好人法”在举证、免责、奖励、惩戒等方面的条款，同时，在法律上要对讹人者严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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