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坐镇，哈佛博士“搬砖”，这个机构要干嘛？

◎文 | 智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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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多月，黄亚东频繁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频道之间来回切换。

在“堂”里，巨幅白板墙上写满了关乎人类命运的命题：

如果算法根据一个人的过去推荐未来，那么这是否会放大偏见，造成人工智能歧视？当VR、AR让人类习惯于在虚拟世界中生存，我们如何感受真实？机器人已经在涉足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基因技术，如何约束机器人的道德？……

小型学术讨论随时召集，争论随时而生，“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最多只看到了20年后，我们要超越它，要看到300年后人类的未来。”挑战者是罗汉堂研究员褚浩全，此前是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黄亚东是“堂”里的实习生，每次走出“堂”外，这位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学在读博士生立刻感觉自己登陆到另外一个星球。

“3小时，最多3小时，必须debug！”这样以小时、分钟计的打仗状态，在“堂”外从早上九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二点。

这里是杭州西溪路556号阿里中心，2018年6月成立的罗汉堂设在C座9层一间百余平方的办公室里。

这是一个由阿里倡议，全球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领域顶尖学者发起的研究机构，名字取自几百年前的佛教典故，目光则奔向几百年后的人类社会。

2019年1月24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罗汉堂发布了其首份研究成果，《数字技术与普惠性增长》报告。这个包括3位诺奖得主深度参与的研究成果表明，数字技术带来了挑战，但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益处。

在此之前，智谷君得到一个机会，在罗汉堂里呆两天，围观他们开会、改报告，午间休息随意交流，对阿里巴巴这片独特的“飞地”有了许多生动具象的感受。

2018年6月26日，包括5名诺奖得主在内的罗汉堂首批学术委员会委员在西湖湖畔开了两天的闭门探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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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堂的“罗汉”们有三种，第一种是学术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海外名校的终身教授，学术圈内的顶尖学者，其中不乏诺奖得主。

去年罗汉堂成立时，马云就在杭州款待了五位诺奖获得者，今年达沃斯上，马云和其中一位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再次坐而论道，他是罗汉堂数字经济报告的执笔人之一。

第二种是实习生，他们都是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的在读博士，利用寒暑假来此做研究。由于这样的实习生阵容实在太过豪华，他们对外的tittle是“驻堂学者”。

第三种是全职研究者，他们有的刚毕业于沃顿商学院、波士顿大学等海外名校，有的则在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组织担任过要职，比如前面提到的褚浩全，除了世行，他还在纽约大学、通用汽车公司任职过。

罗汉堂开幕式，从左到右依次是湖畔大学教育长曾鸣、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普林斯顿经济系讲席教授Markus Brunnermeier、诺奖得主Bengt Holmstrom、信息经济、机制设计领域领军人物Preston McAfee。（这张调皮的图是罗汉堂一位博士P的，和“罗汉”们混熟后，会发现他们也挺能疯～）

这位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学者说他是被300年的愿景“骗”回国的。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告诉他：马老师说阿里巴巴要活102年，罗汉堂要活得更久，起码300年。

因为罗汉堂想要去解决人类社会未来将遇到的问题：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人类也愈加依赖科技。但科技的发展符合人类的道德观吗？如何避免它对人类造成伤害？

这让褚浩全兴奋得不久就订了华盛顿飞往杭州的机票，“太期待企业与学界在人文社科领域产生化学反应”，他说。

高校与企业的握手，对于褚浩全这样的海外华人学者已司空见惯。1980年美国推出拜杜法案，使高校的基础科研成果得以快速转化为商用，迄今各大企业都和美国最好的高校建立了紧密合作，成为科技创新的发动机。比如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主要来自于卡内基梅隆的科研力量。

但当无人驾驶汽车在去年撞死了一位路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当下和未来面对的难题，不是那么简单。

一方面，在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确保它依然能忠诚地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另一方面，全球每年有125万人死于车祸，90%是驾驶员的过错，无人驾驶研发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停下步伐。

和基础技术学科研发不同的是，机器人伦理、隐私保护、社会安全等研究往往不只属于一个学科，它们往往需要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跨界研发。但正因为太跨界，很难申请项目经费，一般的研究机构都不会去研究，即便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牵头去推动做这些研究的企业，值得让人尊敬，值得成为其中一员。”褚浩全说，“何况这样的一家企业，还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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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蹊是罗汉堂的高级专家，负责内外部的联络，最近，她打算买一排书架放在办公室里，因为各种文献资料、英文原著越堆越多。

书，是“堂”里最通用的社交工具。这几天，她旁边来了一位刚从其他部门转岗来做运营的女生。女生自介了一圈后，回到工位上就开始买书，边买边嘀咕，“他们给我推荐了几本闲书，我怎么觉得不怎么闲啊……”。

成蹊凑过去一看，《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科学革命的结构》……终于看到一本《一面多彩的镜子》，一看副标题：论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

罗汉堂里的女学霸们，她们分别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北京大学，有人笑说，有家长想咨询全球一流名校招生信息，到罗汉堂来问就可以了。

过去一年，整个阿里都感受到罗汉堂带来的学术气息和国际视野。去年加盟罗汉堂的霏比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曾任职于摩根大通研究所，她觉得罗汉堂和摩根智库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除了做学术研究，还非常重视知识分享。

霏比告诉智谷君，罗汉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们来杭州做闭门学术交流的次数起码有四五次，有学者还给阿里员工上了公开课，“容纳两百多人的会议厅，连地上都坐满了人，线上还有1000多人观看到结束”。

去年，一名员工在公司电梯里随手拍的照片成了内网热帖，他当时觉得站在自己旁边的一位外国人有些眼熟，照片上传内网后，很快被认出是迈克尔·斯宾塞，哈佛与斯坦福两校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19年1月24日，罗汉堂在达沃斯上公布首份研究成果，执笔人之一，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参加了午宴，他旁边是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

过去几个月，罗汉堂的工作重心是撰写首份研究报告，在罗汉堂全职研究者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学术委员会委员们几乎每天都在各种邮件往来给实证结果做点评。

霏比说，按美国学者们的习惯，每年12月，他们就开始休假陪家人过圣诞了，2018年，他们却都在加班中度过。有的学者带着家人外出度假，在平安夜家人都睡着后，开始改写报告。

来自普林斯顿的驻堂学者欧阳书淼尽管已然熟悉西方学术界治学的严谨，但在参与报告的修改与翻译时，还是被一些细节触动到，“好几位学术大牛都要求把关于他们个人的介绍删减到几句话就好“。

北大博士陈戴希、波士顿大学博士田源、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博士韩丽娜也度过了他们人生中第一个在办公室里的元旦夜。报告的修改事无巨细，他们会为了一种计量方法，一张图表的数据来源，比照核对一整晚。

这份报告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为研究样本，得出的核心观点是，在中国，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金融服务相关的增长模式，在多方面都具有惊人的普惠性。也就是说，它让普通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享受到了数字经济的技术红利。

回望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初期，受益人只是技术拥有者及富有阶层，普通人不但很难收益，甚至往往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变得更加贫困，因为机器抢走了他们的生计。无论是蒸汽机文明还是电力文明，都没有摆脱这个宿命。

从这个角度而言，数字经济完成了此前几次科技革命都没实现的突破，那就是，从一开始，它就让普通人从中受益。

这样的报告，罗汉堂将作为年度研究成果，每年推出一次。褚浩全对首份报告的评价是，“还可以再超脱一些。”他说，“在这里工作，不仅要受到专业能力的挑战，还有来自眼界的挑战。”

驻堂学者孙钲云参与了报告的翻译、校对、核对数据……事无巨细。这位哈佛大学经济系在读博士却说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

她告诉智谷君，在西方学术界，以中国为研究范本的热度在持续上升，经济领域最顶尖的杂志The Economist，对地域的划分以洲为单位，唯独美国、英国和中国是单列出来的。

学术研究往往滞后于现实世界，比如关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孙钲云在近几年的西方学术期刊上依然能看到相关的研究论文。而罗汉堂的这份数字经济报告，引用的很多例证，就发生在这一两年。

显然，无论是这些出现在西方学术视野中的新鲜中国案例，还是由阿里巴巴发起的罗汉堂和它的300年梦想，都将影响到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

写到这里，想起那两天在罗汉堂听到的一件趣事。

诺奖得主斯宾塞教授（就是上面说的，被阿里员工在电梯间偶遇的那位）和妻子在支付宝大楼参观时，注意到会议室电子屏幕上的投屏码。

阿里员工输入一串数字，就可以将PPT投放在大屏幕上。夫妻两当场热烈讨论起来。“是Wi-Fi吗？还是蓝牙技术？”“可能是Wi-Fi吧”

“不，Wi-Fi应该没这么快，对么？” 斯宾塞教授的妻子询问罗汉堂秘书长陈龙，陈龙大笑回答，“come on！这里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