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遭遇恶性事件后，父母该怎么办？
2019年1月8日，北京一所小学发生一起男子伤害孩子事件，20位学生受伤，3位重伤。这些年来，针对孩子的恶性事件不时发生，成为父母们一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根据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以及英国爱丁堡大学个体差异心理学专业的刘彩梅博士观察，3-12岁是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处理方式不当会对孩子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其实，恶性事件发生后，父母对孩子进行告知或安抚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但大部分家长在恶性事件面前可能缺乏正确面对儿童情绪和感受的能力。在刘彩梅看来，成年人面对恶性事件时的手足无措，只是「中国式教育」里孩子和家长之间固有矛盾一个色彩强烈的缩影。有些情况里，我们一生对抗最强烈的对象是自己作为儿童时被留下来的痕迹。
文｜马拉拉
编辑｜刘斌
《人物》：近年来针对儿童的恶性事件不时发生，从专业角度看，你认为父母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情况？
刘彩梅：这要分为两种情况，他是自己亲身经历，还是身边的人经历。如果是他自己经历，那往往会有创伤后遗症，总体来说像这样的孩子肯定需要重建安全感和信任感，因为他会担心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再发生到自己身上，不及时解决会泛化到其它的地方。
父母首先要观察孩子的反应，有的孩子会很害怕，突然怕黑，甚至影响饮食状况，但也有的孩子看起来没什么反应，是滞后性的。然后要鼓励孩子说出来，知道他的感受，让他的害怕得到抒发。有些孩子可能不善于表达，那要通过一些其它的方式，比如带着孩子画画，在画画的过程里把恐惧表达出来。害怕被表达完以后，他会感觉舒服一些，不让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听他表达完以后，要去安慰他，比如说恶性事件发生的几率是非常小的，保护他的人也很多。尽量让他维持原来的习惯和作息，有的家长觉得这几天就不上学了，一步不离地陪着孩子，这就让孩子觉得更恐惧，因为平常生病了可能都不能不上学，这件事情一定很严重，所以才反常。当孩子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教他万一遇到了恶性事件，他可以做一些什么，让他知道处理办法，有处理问题的信心。
如果他没有亲身经历，要看孩子的兴趣，也可以按上面那三个步骤来做，最重要的还是让他说自己是怎么想的，知道他的顾虑是什么，再去想办法打消他的顾虑。但是如果孩子本身就一无所知，那就不谈这件事情就OK了，原则就是不要在成长的过程里增加不必要的恐惧。
图/电影《放学后》
《人物》：你见到家长的惯常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刘彩梅：大部分的家长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当他们不知道怎么交流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不讲，或者装不知道。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而家长选择回避的话，对孩子肯定是不好的影响，如果后续没有什么刺激事件可能没事，但这种经验会累积。
瑞士有个学者叫皮亚杰，是儿童心理学的先驱，在他以前大家都认为好像儿童是没有什么心理现象的，但他提出儿童对待外界有自己的方式，一种是顺应，一种是同化。顺应就是为了适应环境而去调整和改变自己原有的图示，比如说父母、老师灌输的观念，遇到问题被对待的方式等。他也会有同化的过程，就是主动把环境因素纳入自己已有的图示中，让它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我记得有一个家长来咨询是因为孩子太守时而经常不开心，他跟同学一块出去玩，同学不守时，他就特别恼怒，说再也不跟他玩了。这件事是因为孩子顺应了家长觉得守时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又把它同化应用到了和别人的相处模式里——家长让孩子觉得守时很重要，要求孩子守时，所以孩子也会要求外界守时，并且坚信自己是对的。儿童积累经验是情景化的一个东西，在这样的过程里，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被固化下来，通常这个过程在12岁之前完成，所以一般来说3-12岁是一个人被塑造的关键时期。
很多时候我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去分析一些事件，发现很多恶性事件的凶手没有一个是天生的，总能从他的成长背景或者所受的教育里找到问题。当然也有天生的反社会人格，但那种毕竟是极少数。
我曾经和17岁的女儿聊过一个极端的案例，比如陕西米脂故意杀人案的那个孩子，其实就是感受一直被回避或者说忽视了。（根据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凶手曾在就读初中时受同学嘲笑，所以才对初中学生产生报复念头，导致9名学生死亡。）当时读初中的时候，他跟同学发生冲突，要么是他说了，父母没当回事，要么就是他知道说也没用，根本就没说，这个情绪就在他心里埋藏下来了。他学历不高，没有参加工作，当他不跟外界去接触的时候，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情绪越滚越大，就有可能产生危险念头并付诸于行动。如果说当时父母没有回避或者忽视他的感受，疏解他的情绪，形成一个好的沟通模式，后续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了。
《人物》：在长期做咨询的过程中，你接触到的儿童案例有什么特点？你怎么看待这种特点？
刘彩梅：儿童案例往往都是出了问题才会找来。有创伤性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发生了楼梯踩踏事故，他在事件里受伤，之后就出现了怕黑、依赖性强等症状，父母不知道怎么办便来找我。
儿童案例多还是基于实用，比如其中80%都是因为孩子厌学，可能孩子也发现了，只有用这种方式他才能引起父母的注意。如果只是说自己今天不开心，父母只会敷衍他，但如果孩子坚决不去上学了，这对大部分中国家长来说就太可怕，一定到了无法收拾，必须找人来帮忙的程度。而且，家长也真的到这个时候才会想去找专家、咨询师。
我接触到的家庭大部分是有问题的家庭，共同原因就是不在乎孩子的感受，这表现为两个极端。一个是过分忽视，一个是过分溺爱，两者看上去不一样，但其实本质上都认为孩子什么都不懂，没有把孩子当成独立的需要引导的个体。家长应该是陪伴孩子的，既不应该让他依附自己，自己也不能去依附他，否则就会形成病态的依恋关系。忽视是太不在乎孩子的想法，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子身上。而溺爱则是太尊重孩子的想法，以孩子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我知道一对老来得子的父母，孩子说不渴，也要帮他定时一个小时得喝多少水，孩子发脾气也没用，我接触到他也是因为厌学。
可能是文化原因，尊重孩子这方面西方会做得比我们好一些。我在国外读书是带着女儿去的，当时学校组织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参加慈善活动，大家到山上走一圈然后捐一两磅给学校。我当时就观察到有一个小孩行为不一样，他应该是有点智力缺陷，但没有人对他特殊照顾，老师也没有刻意呵护他，就让他跟同学在一块儿。
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因为他的父母、老师、同学都觉得没什么，所以这个孩子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他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存在，不会被过度忽视，也不会被过度溺爱，就是正常而已。
图/电影《放学后》
《人物》：恶性事件发生之后，家长要发现异常，这基于他对孩子的感受程度，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家长更了解孩子吗？
刘彩梅：我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大概2岁的一个小男孩老拿生鸡蛋往垃圾筐里扔，每次他妈妈就抱怨说：「跟他说多少次了，不要再把鸡蛋往垃圾筐里扔，但他就是记不住。」她不知道的是，说的话不仅没用，可能反而还鼓励了孩子。因为从儿童心理学认知上来讲，3岁以下小孩的记忆是很短的，跟他说「不要怎么样」，在家长说完以后，他其实已经记不住前面「不要」那俩字了，他可能记的是后面的「去扔鸡蛋」。
这是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阶段，儿童对词长的记忆是有限的，逐渐发展的，不是天生就像大人一样能记住一串词汇。那样表述也符合教育心理学里特别简单的一个原理——如果家长想让孩子做什么要正着说，而不是反着说。前者是引导，把孩子当独立个体，后者是要求，两者是不一样的。可大部分家长没有这些知识储备，自然就用自己的逻辑要求孩子。
当下关于儿童认知的研究已经不罕见，儿童对语言、空间的理解都已经多少被探索过。孩子0到1岁，每个月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他的「深度知觉」。以前没有人知道小孩什么时候知道有深度这个概念，小孩爬到桌子旁，家长会担心。后来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叫「视觉悬崖」的实验，把小孩放在木板上，上面盖一张面积更大的玻璃，延伸到平台外部，然后让小孩在上面爬。父母在「悬崖」的另外一头叫孩子过来，测试不同年龄段。很小的小孩他不知道，就往前爬，当然不会掉下去了，因为前边是有玻璃板可以爬。但是当他有「深度知觉」以后，即使有玻璃板的支撑他也不往前爬了，因为他已经知道危险了。那项研究表明小孩是在六个月之后就具备「深度知觉」，即使两个月的婴儿也对深度不同的刺激有不同的反应，但因为不了解，很多家长到1岁了还在担心孩子会不会掉下去。
除了做心理咨询以外，有时候我也会做心理科普，参加一些给家长听的讲座，发现他们普遍关心的还是实用性问题，比如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总是玩电子游戏怎么办，经常发脾气怎么办，很多都是和学习相关，很少家长有耐心和时间去系统性地学习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
一开始我也有一点沮丧，会觉得有点功利主义了，但是后来我想这个是正常的。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说，大部分家长问出来的只有这些场景性的问题，他们不是不想知道怎么了解孩子，怎么在乎孩子的感受，而是他们还没意识到这两个问题，超出了他们一直以来「集体主义」的认知体系。意识到问题，要求父母不仅仅问「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还要问「我和别人家的父母差了哪里」。所以我已经能够接纳这件事，现在就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和家长说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具体的方法，既有理念也有方法，这样才能起效果。
说这么多还是要把小孩当小孩，尊重他的生理情况，也尊重他的心理感受。为人父母是一生的事情，虽然说无证上岗，但是上岗以后最好还是要学一点东西。
《人物》：在国外他们是怎么处理类似的问题的？你觉得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吗？
刘彩梅：我只能说自己了解的情况，至少在实际生活当中，我没有在英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件，可能是因为我呆的苏格兰比较安全，小偷也很少。记得有次是一面学校的墙塌了，砸死了一位学生，我女儿回来跟我讲这件事，那个学生是她认识的一个女孩，说她既漂亮又聪明，觉得特别可惜。她当时上初中，没有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害怕的事情，归结为那个女孩不幸运。当她有这样的反应，其实我就没必要讲太多，附和或者赞同她就好。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学校会做这方面的教育，给出的措施就是立刻逃跑。当时我女儿的学校，一进门就能看到贴了很多「公约」，里面就包括，「可以对大人说不」、「你的财产你要保护好」、「遇到危险的时候就跑」，特别实用，特别具体。
我就想也许作为儿童的家长，恶性事件曝光的时候，可能不是着急和孩子讨论，而是去想解决办法，然后找合适的机会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比如带着孩子去锻炼一下身体，增加他的跑步速度，年龄大点的孩子可以跟他说，在路上不要戴耳机。因为陕西米脂案那件事情，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说有的孩子是因为在路上戴着耳机，就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事，错过了最佳逃跑的时机。
作为大人，看到新闻首先要想的是，要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孩子不受这样的伤害，像上面说过的那样合适地告诉孩子具体应该怎么做，措施肯定是越简单可行越好。而不是我跟孩子说今天有件事特恐怖，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告知他恶性事件他首先想的不是要怎么避免，而是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会感到恐惧。
图/电影《看上去很美》
《人物》：如果是孩子并没有亲身经历的恶性公共事件，家长应该怎么选择告诉小孩这样的新闻？告知到什么程度？这其中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刘彩梅：比较小的孩子，除非他主动地问起，家长不要给他提这些事情，他还没有成长到一个必须彻底了解社会的阶段。但是如果家长希望孩子有一些了解，或者觉得孩子总还是会听说一些相关的事情，可以跟他做一些简单探讨，但是原则是别让孩子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好像随时随地都处于危险之中。要强调恶性事件发生的几率是小的，探讨的目的是学会怎么去看待它，或者是怎么去避免它的发生。这对家长的认知水平要求比较高，我是倾向于家长尽量选择一些中性的新闻。现在也有专门提供儿童看新闻的平台，里面的内容着重给孩子带来批判性的思考，利用看新闻增强分析事情的能力，而不是选择那些一看就知道只有一个结论，只有好和坏的内容。
《人物》：如果儿童时期伤害已经造成，那成年之后，TA 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创伤？
刘彩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父母，没有人可以成长得毫无缺憾。我发现现在有一个现象，特别是25-30岁的年轻人特别容易把自己的痛苦归结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熟门熟路了。来寻求心理咨询的人多多少少对心理学有一些兴趣，很少都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就来做心理咨询的。有些人会像一个心理学家一样分析自己，感觉好像我来听他讲课一样的，然后很多人都会提到，「都是我的原生家庭给我造成了影响，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但其实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有，但真的没有现在宣传得那么大。我经常说人一生大概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属于被动接受的阶段，就因为没有那个足够的心智去理解自己身上正在发生什么，只能被动地接受，这就包括父母怎么对待你，上什么样的学校，周围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老师。但是等到有一天，自我开始觉醒，就进入了主动选择的阶段，会去反思以前的生活，对它有什么不满意，现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大概就是这种阶段。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有一个过渡，因为做选择是要有成本的，比如我们想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但现实是每个人都已经是一个半成品，要打破原有的秩序去创造新的是比较难的。有些人会畏难，做不到或者很难做，就会开始给自己找理由。「养不教，父之过」，一直有这样的说法，怪父母把自己培养成现在的样子，以至于现在想改变很痛苦。
但其实父母在成长过程中留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双面性的。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从小出生在军人家庭，父亲对整齐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家里从来不允许一天不叠被子，晚上睡觉之前，桌上所有的用具必须收拾得整整齐齐，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就类似像军营的感觉。这导致我工作的时候条理性特别强，办公桌也永远干净。
我后来严重到一定程度，我的邮箱里绝对不会有一封垃圾邮件，我都要把它清理得特别干净。书架上的书一定要有特别好的次序来排列。说实话，这有点过了，而且它会影响到我的思维方式。时常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很难做到完美，又得经常绷着。我后来想了很多办法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
任何一个特点都没有好坏之分，哪怕是那些看起来好的特点。迈入主动选择的阶段，意味着首先我们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有哪些特点，那些特点有多顽固，然后再去想办法。人的可塑性是终生的，只不过越长大，可塑性就会稍微来说低一点，成长和蜕变就会更痛苦，所以成长是一个不破不立的过程。而我现在针对家长做的其实是想预防，在最开始的阶段尽量让以后孩子需要克服的东西少一点。
